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帛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处死。
那么朱棣时代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在朱棣时代有所松动，根据是永乐初年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并开设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馆”。
其实，中国传统海上贸易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后者为商业性质，前者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足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120｝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对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是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
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21｝
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22｝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政策没有任何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
——故郑和下西洋断无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此第三辨也。
最后，郑和下西洋对历史文明的贡献究竟如何？欧洲人从地理大发现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丰硕，玉米、土豆、棉花、烟草、咖啡……这些如今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都是由航海探险家们带回欧洲的。那么，郑和船队给中国带回了什么呢？多是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珠宝香料，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123｝，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只能满足皇帝贵族的猎奇心理，供其把玩，对民生毫无用途，更不曾对中国的物种和经济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并未听说至今哪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由郑和下西洋带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倒颇有功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世界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并非有意识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做法，而是朱棣出于“示中国之富强”的动机，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的结果，至于他想得到的，同样也绝不是对中国文明有所补益的东西，而是他个人的虚荣，是体现这种虚荣的稀奇古怪的贡品。郑和下西洋的效果开始显现后，这类东西就跟随前来觐见的外国使团，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在《明实录》中，我们不时可读到这类记述：例如永乐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国等“番国”敬献麒麟、天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接受仪式，群臣称贺：“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耗费巨资，近二万八千人规模的庞大船队，送去多少吨“援外物资”，不过是为朱棣换回来这些“祥瑞”！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此第四辨也。
另外再提两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纯属个人的观点：
一、这件事的确显示出当时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但是，中国的先进与强盛并无须由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即便没有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先进与强盛——这主要得力于自秦汉以来卓越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明、基本维持着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当时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伦理——中国在中古世纪领先于全世界的地位，同样无人能够抹杀。
二、我佩服作为航海家的郑和和他的船队，但不佩服朱棣。荣耀，只归功于勇敢挑战并成功战胜了大自然的实践家们。其次，这荣耀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如同阿姆斯特朗作为登月第一人，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样。15世纪初郑和船队的业绩，是不亚于20世纪人类征服太空的业绩。只有在这意义上称道郑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现了它的伟大性。
「迁都北京」
朱棣所以动心迁都，不外三个原因。第一，据说他对南京没有什么好印象，进入南京时，臣民对建文帝普遍的忠诚、对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后为威慑人心的一系列屠戮虽将反对、不合作的局面强压下去，却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声誉；北京，则是他长年就藩的旧国，也是他的崛起之地，“群众基础”不错——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第二，作为背负篡弑恶名的非法夺取皇位者，朱棣自登基起一直到死，实际上毕生在为恢复名誉而奋斗，他不能做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守成之君”，必须创下“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虽然得位不正，却远比理所当然却平庸碌常的合法继承者更有雄才大略，亦即国家到了他手里，更辉煌、更有前途，他脑子里一直缠绕着这念头，所做每桩事皆以此为出发点，重建北京，一方面本身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便于筹划和实施此后数次对蒙古人的北征——一句话，他将以北京为基地，干一番平定宇内、拓疆辟地的大事业。第三，迁都北京，还涉及一个更深密的谋划，当年朱元璋建藩边地、屏翼帝室，结果诸藩拥兵自重，并终于酿成“靖难之乱”，朱棣本人就是这种现实的直接受益人，他对“塞王”之弊最清楚不过，现在他自己做了皇帝，势不容悲剧在自己或其子孙身上重演，他想出的办法是，将“塞王”内迁，军事实力最强的宁王（就藩大宁，在北京东北方）首当其冲，次则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国家正北防线为之空虚，他的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124｝，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
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125｝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虏”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这一思路来做定夺。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属于沦陷之后的偏安之地，不算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最后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又“与时俱进”通盘考虑的结果。除了地理与“王气”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早就做过各种论证，说金陵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至于“与时俱进”，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集散地】”｛126｝。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
此外，还有一点。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合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中国”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127｝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四方诸夷【野蛮人】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边缘、局促而可怜】，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其地穷瘠】，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其人文落后】。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包括蒙古在内的北部“蛮族”，对“中国”历来的威胁几乎全来自这里】与中国边境密迩【迩，近也】，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防备】之。｛128｝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把这些话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霉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胡”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这家人诚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主义，对周围“四夷”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本。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129｝；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