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封建主义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更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去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幸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理学）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风花雪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或宋徽宗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禀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认为狗屁不如。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可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按理，“公廨”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大将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吗？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皇帝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懒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他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对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
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两个，剩下的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孔夫子老东西、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全都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87｝，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十足反映出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的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枷锁、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的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管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所以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确在于克服人的恶的本性，寻求社会和谐。可以说，人类之建立自己的文化乃是出于被迫，不如此，人必定形同禽兽；而自有文化以来，人类就沿着理性亦即善的方向一直前行，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更多地抑制恶，更趋近于理想的善。此即人类及其文明之向善意志的由来。但在文明各阶段，社会制度总有疏漏与缺陷，不能将恶杜绝，甚至局部会有对恶的纵容和鼓励。朱厚照就面临着这样的纵容和鼓励，尤其当原本用以防范的机制和环节出现问题而失效的时候，制度中所保留的恶便借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兼皇帝的朱厚照，大摇大摆地满足了自己。
朱厚照的豹房生涯，充满暧昧、晦涩的色调。
每当我想象豹房的时候，脑海里浮出的是这样的画面：那应该是一处密室，昏暗、朦胧而幽深，屋子不小，却约摸只开设着一扇窗棂，天光从那里穿透进来，成为一道浑浊的光柱投射在地面；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在那光柱投下的地方，一个衣着华丽、满脸倦容的少年胡乱地躺在地上，他的头枕在另一个男人的怀中，此人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长着一副贪婪的嘴脸，即便在睡梦之中也仍能看出这一点；随着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稍稍移动视线，我们很快发现，四周横七竖八还躺着很多人，都是随地而卧、毫不顾忌自己的姿势，就好像瞬间被人施了魔法而突然沉入梦乡，在他们身边到处散落着酒罐、酒杯，有的倾倒在那里，有的则摔成了碎片，果品也从案上滚落于地，一直滚到墙角方才止住……镜头再往上摇，我们会看到屋内摆放的一些奇特的木雕和悬挂着的绢画，甚至有直接绘在墙上的彩绘，那些雕像带着明显的宗教风格，绢画和彩绘几乎无一例外是春宫内容，满目唯见男女赤裸交缠的肢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幅彩绘，上面的女裸体一望而知并非中土人物，画法亦出自域外，那沉甸甸的乳房，纤细、坚实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腰肢，丰硕的臀，粗壮和充满欲望的大腿，以及似乎在疯狂扭动的躯体，加上立体透视笔触营造出的极度写实的效果，足以让任何生活在16世纪的中国人魂不守舍！
上文提到豹房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名叫钱宁，后被恩赐国姓而叫朱宁。此人通过巴结刘瑾，被引荐给朱厚照，跻身御前红人之列，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让引路人刘瑾都有些黯然失色。他最后做到左都督，执掌著名的锦衣卫和诏狱，成为国家秘密警察头子，就像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能武，是他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朱厚照一生都对征伐冲杀之事抱有白日梦一般的理想，据说钱宁射术骄人，会左右开弓。但恐怕这并不是他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根本原因。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明史》语意悠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其中说，豹房之建，便出自钱宁的创意：“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88｝当其提出这建议时，究竟是如何向朱厚照描画豹房的享乐主义气息的，其细节很有遐想的余地。从上述一句，显然可以读出钱宁作为朱厚照豹房生涯的纵欲象征这个形象。随后又有一句：“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说两人在豹房睡在一起，且非偶尔为之，是经常如此，以至于百官都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天早上只要看见钱宁的身影，就可以知道朱厚照已经起床。两个男人，行迹如此亲昵，一般人不单做不到，恐怕根本就难以忍受。个中隐秘是什么，史无明言，却又老在暗示着什么。当时有个叫王注的锦衣卫千户，活活将人鞭挞致死后逃匿，刑部于是发出紧急通缉令，钱宁却把王注藏在自己家，同时让东厂借故找刑部的麻烦，刑部尚书张子麟得知王注有此背景，赶紧亲自登门找钱宁解释，并立即将王案一笔勾销，事情才得平息。那么，钱宁缘何要如此保全这个王注？史家只说出寥寥四字：“注与宁暱【昵】。”昵者，亲也，近也。一般友情不足以称“昵”，哪怕好到两肋插刀的地步，也不宜以“昵”字形容——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
不单是这个钱宁，豹房前后几代红人，跟朱厚照的“关系”都很可疑。后期豹房佞幸的代表人物——边帅江彬（也曾被赐国姓而叫“朱彬”），经过权力斗争，不单取代了钱宁的地位，也填补了后者与朱厚照的那种“特殊关系”。《明史》和《罪惟录》都明载，江与朱厚照“同卧起”｛89｝，“帝宿豹房，彬同卧起”｛90｝。《明史纪事本末》用词最有趣，写作：“上御豹房，与江彬等同卧起。”｛91｝这个“御”字，有多解，其中，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候，与男人的性行为有关。谷应泰是用曲笔在暗示什么吗？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豹房原本就是一个无所禁忌的空间，所有正统的通常的道德标准，在这里完全失效，荡然无存。不管朱厚照有何离奇嗜好，不管他想做怎样的人生冒险，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去实行，并且绝对不会感到任何精神压力。从史料来看，朱厚照在豹房所表现和为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确实都带有某种异常的色彩。
史料屡屡提及，豹房建筑很重要的内容，一是状若迷宫、宜行暧昧之事的密室（“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92｝），二是寺院。后者乍看起来有些奇怪，难道享乐主义者朱厚照同时竟会是虔诚的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他对于宗教的目的，不是清心寡欲，毋宁说恰恰相反。朱厚照对执戒甚严的中土佛教毫无兴趣，他为之着迷的乃是当时谓之的“番教”。而“番教”的诱惑力在于“有道术”、“能知三生”等浓厚的原始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它将性行为和其过程视为修炼手段之一，颇有秘诀用于研习，这最合朱厚照胃口。
《武宗实录》描述说：“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93｝又见那个“昵”字，这样的宗教场合究竟是什么气氛，一目了然。他迷得很深，在豹房“延住番僧，日与亲处”｛94｝，“常被【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95｝，直到自封“大庆法王”，还指示礼部，往后“大庆法王与圣旨并”｛96｝。《罪惟录》的描述是：“时西内创立大善殿，番僧出入其中。金银铸像，彝鬼淫亵之状，巨细（意大小）不下千百余。金函玉匣所藏贮，名为佛骨、佛头、佛牙之类，枯朽摧裂，奇丽傀儡，亦不下千百片。”｛97｝想象一下这图景，既淫荡又恐怖刺激，也是古往今来精神空虚者的一致诉求。时下美国社会里的另类青年，不也热衷于稀奇古怪的邪教，来表示他们奇异的追求吗？所以换个角度看，朱厚照倒可以说是现代颓废派的先驱，玩的就是心跳。
近幸群小了解皇上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
有人就探得消息，锦衣卫有个叫于永的色目人，通晓一种有助性欲的“阴道秘术”。所谓“色目人”，是元代出现的对中亚、西亚乃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