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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到这里，不免愈来愈困惑，外加好笑：什么“大礼议”，说来道去、你争我夺、伤肝损脾，不就为了几个词儿、几个字眼吗？说实话，在下亦甚感无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圣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29｝名，就是词儿——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权力专属的词儿罢了；器，是用具，这里专指标志着名位、爵号的器物，本质仍然是“名”。盖因权力这东西，一方面最实在，最实惠，另一方面也最虚玄，最神秘兮兮。搞权力搞到最后，往往就进入一种神秘抽象的境界，时常发生幻相，且需要通过幻相来揣摸、猜忌、狐疑、试探、旁敲侧击、察言观色……不一而足，所以，爱护权力非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疏忽不得，保持高度的紧张与敏感，以至于细腻到一字之差。譬如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咬住不放，我们瞪大眼睛所能发现的，始终是在个别字眼上的讨价还价。继嗣派这样强调他们的雅量与胸襟：瞧，我们已然同意在“叔父”前头加一个“皇”字，在“王”字前头加一个“大”字，来表示对兴献王的尊崇，你们怎么可以还不满意呢？等到抵挡不住，不得不称兴献王为帝时，他们却又很仔细地收回了那个“皇”字。而嘉靖及其母亲蒋氏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要争的，恰恰也无非于此。这都是孔夫子一再强调的那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无聊、很神经，当时双方无疑却一致同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场围绕着几个字眼而闹得不亦乐乎的大论争，不久还进一步升级，直到闹出十几条人命，兼带着把整个政局掀了个底朝天，这似乎就更好笑了。
且说兴献王、妃分别得了帝、后称号，蒋氏颜面有光，乃收起“坐地泡”，赏脸入了京城。但是，他们自不会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皇”字，以及更多。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动，可以看出嘉靖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30｝——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势必会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31｝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王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N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霉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替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众臣反应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32｝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眼看就要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33｝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人民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指宦官】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布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较量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人声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至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宵衣旰食、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级别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常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表面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而为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的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统治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他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34｝。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