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张、桂等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36}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王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张太后下旨给予兴献王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即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王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王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王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37}。“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38},把孝宗降低到伯父的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的由来,脱离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的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即今天安门外),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气氛高涨,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
短暂动员之后,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激动的人群涌向宫中,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天安门事件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人游行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古人不晓得绝食之类,即便晓得,皇帝恐怕也不在乎)。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静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虽不是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为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二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镇压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照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39}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就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40}
“大礼议”看点
如果比做一台戏,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觉得“大礼议”是台臭戏。内容乏味,情节无趣,既无爱情,又缺少传奇色彩,凶杀打斗更谈不上,比任何催眠药更让人昏昏欲睡。
看来,朱厚熜的故事,开场有些失败。本书先前登场的几个主人公,谁都比他来劲、好玩。在某种意义上确乎如此。不过,如果变换一个角度,事情也正好颠倒过来。坦率地说,朱元璋、朱棣、朱厚照这几位,虽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禀赋,皆有极佳之演出,然他们身为皇帝又并无真正新意,无论哪种情形,都不难在历史上找出相似者——可以说,他们其实倒是颇为类型化的。
嘉靖其人,治国平天下没有骄人业绩,然而在暴政虐民或出乖露丑这方面,却也不曾显示出特别过人之处。但他有一点,却为历来君主皆所不及——可能只有一人勉强可与他一争高低,就是那个“篡汉”的王莽。
王莽是个有趣之极的人,他当上皇帝后,立刻运用到手的权力来推行一系列空想主义的实验。这些实验,不会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得到实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表达他心目中的某种主义或理想。他以恢复古制为己任,决心重建井田制,重新启用古老的贝壳、龟甲、布帛作为货币,下令刑罚、丧嫁、居家乃至服饰、车辕制式都循周礼,还掀起广泛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热忱,更多的则展示着他内心对于自己的一种期许。他自命为黄帝虞舜后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负不在于经济国家,而是希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圣王精神,跻身于其他经典儒家行列,成为不朽的精神象征。但是,他的这些追求,全都因为形式主义而破产,沦为笑柄。
嘉靖没有王莽的狂热,却有相同的抱负;而且,王莽没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最初嘉靖挑起“大礼议”,只是抱着很实际的目的,为亲生父母捞取帝后地位,以及维护自己的尊严。但随着事情的深入,他开始超越这目的。他越来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着重大思想理论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将改变和突破礼法理论某些不合理部分。通过“大礼议”,礼教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本人将因此成为礼教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因此,如果说早期嘉靖与杨廷和之间是政治斗争,那么到后来性质完全变了,已经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嘉靖不再只是狭隘地为父母争名分、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礼教旧秩序发起挑战,创造新的原理,把礼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新的阶段。他热切期待这样的结果:经过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礼教改革运动,诞生新思维新制度,“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41},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世世代代都将沐浴在他的思想的万丈光芒之下。
历史上的伟大君主,他们显赫的声名无非来自于开国创代、辟疆拓壤,就算在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于政治、法律、田税这一类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这些功业固然光辉灿烂,但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往往人亡政息,或随朝代更迭而烟消云散,很少能够传诸久远。因此,他们再伟大,也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
嘉靖从“大礼议”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前景。他的事业,将越过时间而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交错,区别】”{42}。朝代有更迭有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有泯灭的一天,而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在礼法上有所建树,才真正不朽。
“大礼议”意外地使嘉靖发现了一条超迈过往伟大君主的途径。他恍然大悟: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册,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做一个可为万世法的精神导师。
他的这种“觉醒”,轨迹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为其帝王生涯分水岭,在前二十年“积极进取”的阶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都投于礼教改革,奇思异想接踵而至:“大礼议”之后,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毕,又重修孔庙祀典;搞定孔庙祀典,转而厘正太庙庙制……真可谓乐此不疲,举凡国家礼制之大者,尽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不但如此,他更于行动之外,隆重推出备载他所领导的礼教斗争伟大胜利及其理论贡献的“不朽文献”。这部文集,三编三定,历时四年。最早,由礼部尚书总其事,于嘉靖四年十二月编成《大礼集议》六卷,过了一年,再命修订并更名《大礼全书》,嘉靖六年八月《大礼全书》呈进,嘉靖阅后以为“未尽其义”,需要“通查详定”,且亲自另拟《明伦大典》之名,发回重编,又经过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告竣,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嘉靖却真正把皇帝当出了个性,当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实录》,前半部分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叙述,今天主持这个仪式,明天讨论那个礼数。罔论巨细,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嘉靖以九五之尊,对探究儒家经典理论表现出浓厚的专业的兴趣,是完全超出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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