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截至此时，严嵩的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77｝沈德符所谓“为德于乡甚厚”，可以代表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变，发生于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这似乎是正常升迁，连攻击他的人，也不曾就这次升迁说过对他不利的话。不过，正是这正常的升迁，也许成就了他，也许毁掉了他。第一，他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离皇帝越来越近，以前不会碰到的事，现在要经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现在不得不打，有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嘉靖是怎样一个人，离他近了会怎样、应当怎样，可想而知。第二，严嵩这个“右侍郎”，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礼部，前面早已讲过，嘉靖的威权是由主抓意识形态而来，六部之中，他一直特别重视相当于宣传主管部门的礼部，他所重用的好几个人，席书、夏言，都是从礼部起家，现在，严嵩也被安排到礼部，这个官怎么当或能怎么当，不言而喻。
不论是有意往上爬，还是只求稳妥，小心侍候，礼部右侍郎严嵩都必须开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种做人风格。此时，朝中的整个风气已被歌功颂德所笼罩，严嵩很聪明，他不至于搞不清楚“正确立场”是什么。上任不久，嘉靖交给他一项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献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差毕，需要递交工作报告。严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这样写道：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78｝
无非虚构了一些嘉靖特别喜爱的“祥瑞”，说：举行仪式时，雨收天晴；新立的石碑，当初开采之时就有群鹳翔护，由汉江运输途中，河水突然变得丰沛……不必说，这些想象很不精彩，甚而可说平庸，严嵩写时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敷衍之感。没想到，嘉靖读了居然“大悦”（他实在太爱听好听的话，哪怕一望而知是虚妄的）。就冲这几句，他决定好好“培养”严嵩，先把他从右侍郎提为左侍郎，很快，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夏言成为大学士，严嵩同时被调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
到任一年多，严嵩就受到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当记得那个“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的丰坊所发起的献皇帝“称宗”的提案，此建议深获嘉靖之心，随即交付礼部集议。其实嘉靖主意已定，让礼部讨论、拿出意见，不过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如果严嵩知趣，他只应该有一种意见：坚决拥护。可是，此时的严嵩，显然不曾修炼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书呆子脾性没有尽去。他在礼部主持讨论后，这样向嘉靖汇报：
臣等仰恩圣训，远揆【审度】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79｝
这句话的口气很清楚，严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他用回避明确表示反对，而颇费苦心地以“不敢妄议”婉转加以搪塞，但意思还是不赞同，理由是：在历史和经典上找不到依据。当严嵩说出这番话时，他跟当初“大礼议”中的反对派，没什么两样，脑子里面想到的，也是典章制度——可以看出，这时他骨子里仍旧是一个不开窍的、讲原则的正统士大夫。这真让嘉靖气不打一出来。什么“旧章”不“旧章”，还有人跟我讲这个？这姓严的老东西该不会猪油蒙心了吧？他很生气地把严嵩的疏文发回，命“再会议以闻”。这时，幸亏户部左侍郎唐胄跳出来，救了严嵩一命——此人很不识相地上奏，力主不可称宗。嘉靖正愁无人开刀，却有送上门的，着即派锦衣卫把唐胄逮起来，削职为民。与此同时，嘉靖亲撰《明堂或问》一文，论证献皇帝可以称宗的道理。至此，严嵩不由得冷汗涔涔，悟出自己险些酿成大祸。他迅速改变主张，拿出了让嘉靖满意的答卷。
事情发生在嘉靖十七年，距严嵩就任礼部尚书十八个月。换言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严嵩作为正统士大夫的“思想残余”，还未清除干净，大大辜负了嘉靖的信任。不过，这似乎是严嵩平生最后一次“冒傻气”，从此他不敢造次，一切以悉心揣摩圣上心意为能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奇迹般地与嘉靖和平共处十几年，虽然末了仍不免被嘉靖亲手搞掉，但独占首辅之位如此之久，在嘉靖年间已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大奸臣”——这也许是必然的，否则试问：正人君子能与嘉靖和平共处这么久吗？
当沈炼、杨继盛们畅快地抨击严嵩是奸臣，当后人更以置身事外的轻松姿态也用奸臣字眼对他骂来呵去的时候，没有人去探问严嵩的内心世界。一个曾经淡然处世、肯闭门读书十年的人，一个在乡间、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在意自己的品行形象、“为德甚厚”的人，一个受到皇帝赏识和提拔、已在礼部尚书位子上坐了将近两年却仍然压抑不住地冒着士大夫傻气的人，请问这样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原本怎样？能是一个“奸臣”的内心世界吗？
有的时候，小说（或别的艺术）比历史更真实，原因就在于，历史学家的目光只及于外部行为所构成的外部事件，而失诸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探究；相反，艺术家却不肯只看见和注意结果，他们还忍不住去挖掘背后的隐秘的内心原因、内心逻辑。人是复杂的、能动的个体生命，跟内心丰富性相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但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历史只盯住了那一瞬间，将此前远为漫长的内心斗争置之不理。历史从来如此，但显然是荒唐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作为主体，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和表面的真实性被描述，而另一些虽然隐秘却无疑同样真实的内容任其缺失，这是一个可怕的黑洞，它会吞噬掉许多东西，将真相弭于无形。
一旦目光越过严嵩“专权”十几年的“奸臣史”，回到嘉靖十七年，回到他最后心有不甘地对嘉靖斗胆说出“称宗说不敢妄议”的一刻，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所震撼。我在里面看到的，是挣扎、痛苦、沧桑与渺小，是理智与道德的激烈冲突，是曾经的信仰与现实的生存之间彼此的煎熬。我不光看到了自我背叛，也看到了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恐惧。
以更高的标准，我们可以去责备以至谴责严嵩，但我愿意放弃这样的做法。我的问题是，请告诉我嘉靖朝官至这个级别的人中，谁比他做得好一些？我没有看见。我看见的是半斤八两，五十步与百步。那么为什么放过其他人，单单谴责严嵩？难道就因为他在首辅位置上呆得比别人长得多，在侍奉嘉靖的过程中赔了更多的小心，说了更多的谎话，暴露了更多的卑微和丑恶？
也许是吧。但其他人位子坐得不牢靠，并非因为品质较严嵩正派；根本的真相是，相比于别人，严嵩不过更善于保护自己而已。以夏言为镜鉴，会异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夏言发迹，与张璁、严嵩等一般无二，俱以善窥帝意、巧为逢迎而进。张璁内阁时期，夏言被嘉靖当做制衡张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领神会，很卖力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比张璁更积极，更乖巧。“帝制作礼乐【指更改郊礼、文庙祀典及庙制等，参前文】，多言为尚书【礼部尚书】时所议。”“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附】会。”“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献上唱和的诗，而且把它雕刻在石头上】以进，帝益喜。”｛80｝慢慢地，争宠中夏言胜出，位极人臣。
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点，就是胜利了便骄傲，得志便忘形。当然，这是很普遍的人性弱点，当年张璁亦然。另外，他们两人还犯了另一个共同的错误：对嘉靖的宠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理所当然要被皇帝倚重。这比前一个错误更要命。他们不知道，来自嘉靖的宠信，纯粹是其权术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贯拉一派打一派，在亲手树立某人威信的同时，立刻着手引入可以牵制、削弱他的力量，过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捣乱分子”。这手法几十年不变，他从不曾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或者说，他对某人的“信任”，不过是基于对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81｝的真味，看上去的宠信，对他来说始终是加速其人败亡的绝佳手段。他甚至纵容和鼓励志骄意恣、自我膨胀。他用各种小动作来强化权臣被无限信赖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们的职，授予铸有特殊表彰词汇的小银章、赐诗，故意单独说一些私密的贴心话……他就这样诱导别人，让他们忘乎所以。很奇怪，张璁、夏言本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却都不曾识破，都上了当。他俩大红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颐指气使，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从而为自己快速倒台铺平道路。
轮到严嵩上台，这才终于出现了一个将嘉靖心思看得比较透的人。
对付严嵩，嘉靖的手法没有改变，仍旧拉一派打一派，仍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对前者，严嵩无可奈何，嘉靖是怎样培植徐阶充当对立面，对他实行钳制，他尽收眼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所以能逃出张、夏模式，任首辅达十五年不倒，关键是做人。在某种意义上，嘉靖遇到严嵩，才是棋逢对手。嘉靖心法阴柔，严嵩也深谙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设的圈套，严嵩一概不钻，很早就远远避开。
或者吸取了张、夏的教训，或者严嵩本人的处世哲学使然，总之，严嵩是唯一发迹前后做人没有明显变化的人。之前他夹着尾巴，之后也没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依然低调，甚至愈加谨慎仔细。
嘉靖不视朝，隐居，但耳目遍布，经常派人秘密打探诸臣的动静虚实。夏言和严嵩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得到的情报，都反映说严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别是精心地为皇上写青词，而夏言却往往呼呼大睡。也许严嵩有“反间谍”知识，买通了内线；也许并非伪装，而确实是很小心地对待差事。
至少以下记述，不是出于事先伪装：入阁后，严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工作、值班】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82｝。尽管史官用了所谓“春秋笔法”，语涉讥讽，暗示终于爬到高位，使严嵩产生一种与其六旬高龄不相称的亢奋；但我的解读却是，实际上，严嵩深知“高处不胜寒”，为此他打起精神，终日悚慎，未敢稍怠。鉴于他的表现，嘉靖特颁发银质勋章（“银记”）一枚，上铸“忠勤敏达”四字。
严嵩的戒备是全方位的。夏言败后，有一年多时间，内阁只剩严嵩自己。在别人——例如张璁、夏言甚至徐阶——恐咸求之不得，严嵩却坐卧不安。他主动请示嘉靖增补阁员，后者则不予理会。总之，不论嘉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他让严嵩独相一年多。其间，严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丝毫没有翘尾巴。当他再次打报告请求恢复内阁建制，嘉靖很满意地加以批准，同时还将人选定夺权交给严嵩。严嵩不曾上当，他谦恭地表示，这件事只应“悉由宸断”，“伏望圣明裁决……非臣所敢议拟”｛83｝。
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之间不露声色地展开。嘉靖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然而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84｝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交代一下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85｝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对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约也会用这理论来反思，甚至视为一个例证）。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能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
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
他的信条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聪明的极致，不在于对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满足其虚荣心和统治欲，而在于对政敌、同僚甚至下属也不惜示弱。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层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他的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86｝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