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的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于所谓清寒之士即穷读书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终（贬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99｝）。不单其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史传，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一生。
他不过是嘉靖掌中被他兴致盎然地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我记得嘉靖有一只最心爱的“狮猫”，它的死，让嘉靖很伤心，当袁炜以“化狮为龙”的创意来纪念它的死时，嘉靖顿时欣慰异常——他一定很欣赏这只“狮猫”戏耍猎物的本性和本领，因此而引为同调。
死得其所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对于大明臣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是年，严嵩以八旬之龄在老家死于贫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来一直以在幕后操纵他为乐事的“木偶艺术大师”嘉靖皇帝，也赶在年底厮跟着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听话、最顺手、最出色的一只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无生趣。
也是这一年，赶在嘉靖驾崩之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数十年不遇的“胆大狂徒”，递上一份火暴异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骂一番，作为对他即将远行的赠别。
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仁兄，就是海刚峰海瑞。
朝中士风奸猾日久，只闻歌功颂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行使其“不说话的自由”。怎么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生猛的“另类”从天而降？
话得从头说起。
这海瑞，乃当时的琼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琼州于中原，遥远之极，属“天涯海角”。古时交通信息又极不便捷，数千里的空间距离，足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不识时务”实乃必然。此外还有一点，海瑞只有半截科举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了后，会试落第，此后就放弃了进士考试，“学位”只及举人。“学力”不高，只能从地方和政界基层干起，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们眼中，他无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新思想”、“新动向”懵然无知，不懂“规矩”，不了解时兴什么，对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是事实。除了那年会试海瑞短暂到过一趟京城，随后就在浙闽赣一带小县城游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为一个意外机遇，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这才把脚踏进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欢称外地人“傻帽儿”，初来乍到而出生偏远、履历始终不超县城范围的海瑞，想必就属于一个“傻帽儿”。到北京方才一年出头，他既不静观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个人信念和一腔激情，冲动上书，惹下杀身之祸。让政界的京油子们看来，这大抵也算一种“无知者无畏”。《明史》这样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100｝
文中明确指出自杨最、杨爵后，“无敢言时政者”。杨最，太仆卿，他起来反对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当廷殴毙。杨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陈崇道之非，被下狱严刑重惩，打得血肉横飞，全无人样。那时，嘉靖刚刚显示出沉溺斋醮之事的迹象。换言之，自从杨最、杨爵被镇压后，举朝上下，全都“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口不谈皇帝陛下的这点“私人爱好”。足足二十五年后，才出来海瑞这么一个“傻帽儿”，“独上疏曰……”——一个“独”字，写尽京城官场气象，和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潜规则”。由是观之，海瑞不是“无知者无畏”，是什么？
无畏海瑞，大骂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经他描述，嘉靖统治下的大明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从朝中到乡野，一团漆黑，无一是处。如此“发飙”已足令人大惊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头指向嘉靖头顶上那块“癞疤痢”——最说不得、不容人说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因为斋醮，“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皇帝不“讲求天下利害”，而有“数十年之积误”；也因这缘故，诸臣共蒙“数十年阿君之耻”，“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101｝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览之大怒。史书描写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把海瑞的奏章摔在地上，对身边人大叫：赶紧给我把这人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据他想象，写这东西的家伙，肯定于递上来的同时，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因为几十年了，他未曾见过一个不怕死的官员。可是，宦官黄锦却告诉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儿”的书面语），上疏之时，已买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诀别，让僮仆四散逃命，自己却在朝门之外安静地等死。嘉靖一听这话，反而如泄气的皮球，不知所措。很意外地，他只吩咐把海瑞送入诏狱审问，再移送刑部判决，刑部揣摩情形，自然判了死刑，但嘉靖却把这判决“留中”数月，不予执行。
海瑞究竟怎样捡了条命，以必死之罪而不死？说起来，纯属运气太好。这奏疏的出笼，哪怕略早上个二三年，十个海瑞也小命玩完。
《治安疏》之上，距嘉靖翘辫子只十个月。其时，嘉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服食丹药的恶果显露无遗，这些东西由金石铅汞等物制成，实际就是毒品，经年累月沉积体内，致使嘉靖最后慢性中毒而死。死前数月，他虽嘴硬，内心却隐然有悟，情知病症系由服食丹药而来。因此，海瑞的猛烈抨击，他尽管在心理和面子上接受不了，理智上却颇有触动。史载，他不止一次悄悄拿出《治安疏》来读，“日再三”，而且“为感动太【叹】息”，对近侍说：“此人【海瑞】可方【比之于】比干【商纣王著名的批评者】，第【只是】朕非纣耳。”他召见首辅徐阶，明确承认在崇道上误入歧途，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海瑞】诟詈耶？”｛102｝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
这样，海瑞捡了条命，嘉靖则用不杀来婉转地表示对海瑞敢于“讲真话”的赞赏。可笑的是，他非把自己搞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肯面对真话，否则就坚定不移地拒绝真话、索取假话。这倒也是古来独裁者的共通之处。
明代皇帝，大半缺心眼，智商水平不高。而嘉靖这人，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享国四十五年，在位时间仅次于万历，国家虽然一如海瑞抨击的那样腐败黑暗，从他个人的统治权威来看，却不曾出过什么大乱子。｛103｝无论是他的前任或后任，好些皇帝，在位不过数年或十几年，却焦头烂额，甚至陷自己于严重危机之中。嘉靖则显示了出色的统治技巧，对局面的掌控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以他的精明，倘若用在正道上，肯做一个有为之君，原是可以寄予期待的。可实际不是这样，他把他的精明，尽数用在权术上，只对高层政治斗争感兴趣，对国与民则未利分毫。
往往，一个绝顶高手无人可以击倒时，人们就可以等候他自己把自己击倒。嘉靖似乎就是这样。我们看他的为君之术，门户甚严，无懈可击，永立不败之地，没人钻得了他的空子。然而任其武功再高，也不免有某个致命的命门。嘉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严于防人，疏于防己。当他把所有人都整得没脾气时，他唯独忘记了防范来自自己的进攻，而那恰恰是他毕生最热爱、视为理想的崇道事业。他的一生，除此可以说没有别的追求，偏偏是这唯一的追求，将他最后彻底毁掉。
他的道教信仰，据说由父亲兴献王启蒙，“根红苗正”，与半途自己发展起来的兴趣很不同。从心理学可以知道，男孩的人格成长，来自父亲的影响最重要，根深蒂固——“像父亲那样！”男孩的基本行为和意识，大多以父亲为戏仿对象而培养起来。当年，朱祐杭与道士过从甚密的情形，必然早早地在小嘉靖心中引起模仿的愿望，而且，这愿望将伴之终生。
登基为帝以后，他的兴趣时有显露，也曾引起辅臣们的关切。但头十年光景，尚未完全沉湎其中，因为立足未稳，大局待定，政治斗争仍很激烈，容不得他专心致志地奉道求仙；同时，也因为他对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继往开来，兴致正浓，极欲有所建树。
及至统治期的第二个十年，“大礼议”及改正祀典等战役大获全胜，将反对派一扫而空，士大夫们被收拾得服服帖帖，闲暇渐多，从此他开始大弄。而嘉靖十八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先后遭遇的两难，尤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母后蒋氏病逝。嘉靖决定“奉慈宫南诣”，与父亲同葬一穴。翌年二月，从北京动身。这是嘉靖一生唯一一次离京出巡。行至卫辉府（今河南汲县），“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古时相信被旋风绕身是不吉利的，于是嘉靖请随行的道士陶仲文解释此事，陶告诉他说，这股旋风是即将发生的一场火灾的预兆。嘉靖命令陶仲文用法术阻止火灾到来，后者却回答说：“火终不免，可谨护圣躬耳。”避免不可以，不过皇帝的安全不成问题。夜间，行宫果然燃起大火，“死者无算”，嘉靖也身陷烈焰之中，然而，警卫团官员（锦衣卫指挥）陆炳却及时赶到，“排闼入，负帝出”。｛104｝
对这件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会本能地怀疑并非巧合，是陶仲文和陆炳串通起来，做了手脚。而且，这样的骗局，几乎没有难度。在当代“大气功师”们手中，比这复杂、巧妙、隐蔽百倍的骗局，照样成功。
效果一目了然：当年九月，陶仲文被封“真人”，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成为全国道教最高领袖。陆炳亦由此发迹，终掌锦衣卫（警察头子），与严嵩并为两大实权人物。而嘉靖本人所受的影响更深，他完全被道教的“神奇”所折服，以至于回到北京后就对辅臣们宣布，打算“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105｝太仆卿杨最，正是在闻悉这个谕旨后，表示反对，而被当廷杖毙。
“监国之议”和杖毙杨最，是嘉靖试图一意修玄的重要信号，但让他终于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另外一个事件，两年后的一次针对他本人的宫廷谋杀案。
案发时间：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至天亮之间。案发地点：乾清宫后暖阁嘉靖皇帝卧处。案犯：以杨金英为首，共十六名宫女。作案工具：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作案手段：大家一齐动手，趁嘉靖熟睡之际勒死他。作案动机：不明。
此案的记述，《实录》及民间史详略不一。我们加以综合，复原如下：
准确的案发时刻无从确定，总之是在嘉靖沉睡之中，因此应该发生在深夜至黎明之间这段时间。据说，当晚嘉靖是由他所宠爱的端妃曹氏侍奉入眠。等他睡熟之后，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结伙进入寝室。女孩们手拿绳索和抹布，把绳索套在嘉靖喉颈处，将抹布塞入他口内（防止出声过大），有人负责拉紧绳索，另外几个人跳到嘉靖身上，压住他，阻止他挣扎。绳索勒紧时，嘉靖喉管里发出咯咯之声，“已垂绝矣”。但是，这些柔弱的小女子，手中气力实在有限；同时，或者因为慌乱，或者因为“不谙绾结之法”，她们套在嘉靖脖中的绳索，竟然是死结，拽了很长时间，仍未令嘉靖殒命。恐惧中，有人经不住考验，动摇。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悄悄逃脱，敲开方皇后宫门告密。方后带人火速赶到，将谋杀团全体佳丽当场捉拿。随后，展开急救。工程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兼皇家医院（太医院）院长许绅主持专家抢救小组，决定以桃仁、红花、大黄诸药配伍，制成“下血药”，于辰时（上午八时至九时）灌服。嘉靖一直昏迷，灌药后继续昏迷。直到未时（下午二时至三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又过一个时辰，“能言”，终于说话了。
由方皇后亲督、抢救的同时，对案件的查究也在进行。当场捉住的凶手里面，名分最高的是被封为“宁嫔”的王氏。但是，端妃曹氏虽然不在现场，也被认定参与谋逆。观察家认为，方皇后于嘉靖“未省人事”之时，“趁机滥入”，“其中不无【方后】平日所憎”；换言之，方皇后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摔了一回醋瓶子——实际上，她是用另一形式，也参加到对嘉靖的宣泄中来。
在后来刑部奉旨法办的案犯名单中，没有端妃曹氏。这并不表示她被放过，相反，观察家认为，方皇后做得更绝，早在移送刑部之前，曹氏已然“正法禁中矣”。最后公布的全部宫婢人犯是以下十六位：
杨金英 杨莲香 苏川药 姚淑翠 邢翠莲 刘妙莲 关梅香 黄秀莲 黄玉莲 尹翠香 王槐香 张金莲 徐秋花 张春景 刘金香 陈菊花
那个临阵动摇、通风报信的张金莲未得宽宥，也在其中，理由是：“先同谋，事露始告耳。”嘉靖决定给女孩们如下处置：先凌迟处死，再加以肢解（“剉尸”），再割下头颅（“枭首”）示众。“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