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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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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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以必死的决心,起来谋害嘉靖?这已成永远的秘密。审讯是在紫禁城内完成的,真相只有嘉靖本人、方皇后和极少数内监知道。《实录》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诸婢为谋已久”{106},就这么六个字。透过“已久”二字,我们隐约猜见事情非起自于一朝一夕,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总之,这些姑娘们于夜色中走近嘉靖卧榻时,明白地采取了荆轲式的一去不复返的姿态;成也罢,败也罢,等候她们的好歹都是一“死”。她们是决计抛别自己的性命了,唯一目的仅仅是让嘉靖去死。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宫中寂寞、青春无望?不可能。古来多少宫女遭受同样命运,却从来没有人为此去拼命。这更不是争风吃醋,十几名女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肩并着肩,迈向睡梦中的嘉靖——这是暴动,是复仇,是索命,是“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无法说出,但我们知道,她们必定经历了非人的对待,而且是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

这桩谋杀案,史称“壬寅宫婢之变”。

一次火灾,一次谋杀,两度直面死神。尤其后面这次,差不多等于死过一回,让本就惜命非常、疑神疑鬼的嘉靖,惊恐万状。一只脚踏上了奈何桥却又侥幸抽身回到人间的他,无法再在乾清宫中安睡,乃至对整个紫禁城都产生心理障碍。“说者谓世宗以禁中【紫禁城】为列圣升遐之所【历来皇帝们去世的地方】,而永寿则文皇旧宫【西苑永寿宫,为朱棣燕王府旧址】,龙兴吉壤,故圣意属之。”{107}因此,他执意迁往永寿宫,“凡先朝重宝法物,俱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108}(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具尸体——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死后,停柩于此)。

他丢下国家、人民、大臣和皇宫,甚至部分地丢下对权力和虚荣的欲望,不顾一切地逃命去了——身体逃往西苑,灵魂则逃往道教。“上既迁西苑……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109}“宫婢之变”也许并不是嘉靖沉迷道教的分水岭。这以前,他的兴趣已经极浓厚。不过,他全面推掉政务,不再履行国家元首的义务,确从“宫婢之变”开始。

此时,他三十来岁,春秋正盛,却已经生活在来日无多的恐惧之中。尽管对死亡的恐惧,不分贵贱,人所共有。但细分辨,其实并非一事。普通人所忧者,是生存之艰,他们度日如年,多活上一天便是幸事。皇帝——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者除外——却忧无可忧,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构成任何压迫,而唯一不能克服和必须面对的,只是“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亦即,他们再拥有一切,却独独不能终免一死。普通人一生随时面临失去,体验失去,而帝王则只担心一件事——失去生命。就此论,死的恐惧带给帝王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人。

大多数人到了精疲力竭的老年,心中才有空暇去考虑死亡。我们的嘉靖皇帝,年纪轻轻,却已经深深陷于对死的焦虑。上帝是公平的,他一面让嘉靖这种人忧无可忧,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担心的事,一面让他才三十来岁就没日没夜地为死而牵肠挂肚、愁眉不展、心惊肉跳。就我个人而言,人宁肯生活经历中多一些困境,也不要三十来岁的时候就只能操心一件事情:怎样可以长生不死。

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二十多年中,嘉靖就只活在这一个念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酷的生存。严酷之处不仅仅在于恐惧,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消除这恐惧。后者是最糟的。试问能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他关心的并非“健康”,而是“不死”。倘若仅仅是“健康”,办法很多: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心性调养……都能够起作用。但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健康”,是“不死”——这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然而他又一定要找到办法,不找到不行。于是,麻烦、危险悄悄地走近他,而他也飞蛾扑火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他们彼此拥抱,互相觉得可爱。这样的迷恋,一直延续到嘉靖行将就木之前。

论史者多认为嘉靖死于崇道。非也。嘉靖之死,死于自己,死于心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固然从邵元节开始,嘉靖身边的道士极尽欺骗之能事,但说到底,骗术奏效终因嘉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自家心里预设了那种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却认定是法术灵验或虔诚祈求所致。

诞生皇储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迟迟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个叫薛侃的官员,竟提出“宜择宗室之亲贤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后就国”{110},语气全然对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观,惹得嘉靖“怒甚”。总之,压力很大。道士邵元节趁机劝嘉靖设醮求嗣,正中其下怀。从嘉靖十年十一月开始,在宫中正式设醮坛,由礼部尚书夏言专任“监礼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轮流上香。此事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编修杨名还上疏敦促停止醮祷,说“自古祷祠【祀】无验”{111}。谁料想,几乎同时,后宫传来阎氏——后被晋封为丽妃——受孕的喜讯。十个月后,嘉靖十二年八月,阎氏为嘉靖产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两个月就死掉,但邵元节法术奏效却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年后的嘉靖十五年,昭嫔王氏又产一子。《明史·邵元节传》说: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11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邵元节弄法之前,膝下十年无子;自打邵元节建醮,“皇子叠生”。这叫“事实胜于雄辩”!嘉靖认为,所有攻击邵元节、道教和他的信仰的人,统统可以闭嘴了,于是隆重奖掖邵真人邵大师。但他偏偏忘记了,在装神弄鬼之前,邵元节早已帮助他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便是广选“淑女”,例如《实录》记载,建醮当年的正月,曾有“淑女四十八人”入宫{113};这应该是不完全的记录,因为我们发现《实录》对此类细节有时记载,有时却加以隐讳。另外,不能排除邵元节会采用某种药物来帮助这些女子受孕,高级道士身兼医药家的情形并不少见,有记载证实,这个邵元节起码在研制春药方面颇具造诣,而且确实卓有成效(详后)。嘉靖却不屑于现实地看待“皇子叠生”现象,而宁可将它理解为神迹,原因是这种理解更能满足他内心许多深远的想象和诉求。

神秘主义的东西,关键在于“信”。因信成义。信则灵,不信它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嘉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信”字。“皇子叠生”他相信是邵元节祷祀灵验,太子出牛痘痊愈他相信是陶仲文法术成功,连鞑靼边患的解除,也被他认为“实神鬼有以默戮之”{114}。

因为只信不疑,不要说半真半假的骗术,就连仅以常识即可知为虚妄的骗术,也轻易被他照单全收。甚至骗术戳穿后,还是无所触动。例如段朝用事件。段朝用,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先为武定候郭勋(当时勋贵中一大丑类,从“大礼议”到崇道,对嘉靖步步紧跟)延于府中,声称“能化物为金银”{115},更进一步吹嘘,经他点化的金银,制成器皿,“饮食用之可不死”{116}。这还了得?陶仲文就把段朝用推荐给嘉靖。神奇法术,嘉靖之最爱;兼有郭勋、陶仲文两大“最具信誉度爱卿”做担保,段朝用马上入宫,被封“紫府宣忠高士”,同时赏赐郭勋。段氏自然没有“能化物为金银”的本事,最初献出的器皿,所用金银都是偷盗来的。入宫后,嘉靖索取甚多,段氏渐不能支,无奈下他想出各种巧妙借口,奏请国库支与银两,先后达四万余两——嘉靖居然不曾想一想,一个能点物为银的人,反而伸手向他讨要银子!须知嘉靖并非白痴,智商不弱,在玩弄政治权术上我们已充分见识了他的精明。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对于道术实在太过迷信。久之,段朝用的“科研成果”,势必越来越少,嘉靖也感觉到了不满意。正当此时,段的一个小徒弟因为和师父闹意见,忿而举报真相,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论理,段朝用完了,宜有灭顶之灾,可是糊涂嘉靖先将段下锦衣卫狱,却很快又饶了他,只给他降级处分,“改羽林卫千户,又改紫府宣忠仙人”{117}——从“高士”改为“仙人”,如此而已,在我们看来这种称号上的改动简直没有什么分别——继续让他从事点金术科研工作。段朝用难以为继,也走投无路,末了,狗急跳墙,做出疯狂之举:采取现代黑社会手法,绑架郭勋的一个奴仆张澜,“拷掠之,且曰:‘归语而【尔】主【指郭勋】,馈我金十万,当免而主追赃【意思是,我就不揭发郭勋贪赃罪行】。’”张澜不曾答应,也没法答应他,段朝用继续折磨,直到把张澜搞死。段骑虎难下,以羽林卫千户身份(相当于一个警官)反咬一口,“乃上言勋奴行刺,为己所觉,邂逅致毙”。这次,当然再也糊弄不过去,“下诏狱讯治”,“瘐死狱中”。{118}

段朝用活该,不过比之邵元节、陶仲文,我还是略为他抱一点不平。段落得如此下场,不是因为嘉靖幡然猛醒,只是因为段在以妖术邀宠上选择了错误路线。“点物成金”类似“硬气功”,一切落在实处,立竿见影,露馅儿的可能性太大;就此言,段氏作为一个骗子,有其不够滑头处。而邵元节、陶仲文之流,对这种一招一式见“真功夫”的活计,是绝对不揽的。他们云山雾罩,用无法证实(同时也不可能被人去证伪)的玄虚理论向嘉靖描绘美好远景,开空头支票,而在次要环节、局部问题上,运用魔术家和医药家——在这两方面他们是略知一二的——的技能,让嘉靖“眼见为实”,取得信任,从而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这两个人,骗了嘉靖一辈子,而且是嘉靖折寿的最大的罪魁祸首,但都安然善终,并收获高官厚禄。邵元节官至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嘉靖十八年病死北京,得到隆重追悼,追赠少师,葬同伯爵。陶仲文更于生前就尊荣已极,嘉靖历年给他的地位和待遇共计有: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119},“一人兼领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终明世,惟仲文而已”{120},论地位,内阁首辅犹在其下。

邵元节死的那年,“宫中黑眚见【现】,元节治之无验,遂荐仲文代己,试宫中,稍能绝妖,帝宠异之”{121}。黑眚,是古人所认为的一种由水气而生的灾祸,以水在五行中为黑色,称“黑眚”。《铁围山丛谈》:“遇暮夜辄出犯【伤】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此五行志中所谓黑眚者是也。”这件事,肯定是邵、陶二位老友之间串通好,联手出演的一幕魔术。邵元节临死前,需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替代自己,继续控制嘉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人(其孙邵启南、曾孙邵时雍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朝中做官),而陶仲文正想接替他的事业,两人一拍即合,设计了这个节目在嘉靖面前表演,使陶仲文轻而易举获得嘉靖信任。

读这段故事,我油然想起当初在巴黎,李斯特为了将肖邦引荐给法国上流社会所用的手法: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在专为巴黎名流准备的钢琴独奏沙龙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大师李斯特用他的绚烂技巧,迷住了在场每个人。整个大厅,只有一盏孤烛在大师的琴台上照耀,突然,一阵风吹过,蜡烛熄灭,然而琴声丝毫未断,当烛台再次点亮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钢琴前演奏的人,不是李斯特,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这是不可思议的。试想,竟然有人可以悄然取代李斯特大师的演奏而骗过了所有人的耳朵!一夜之间,肖邦这个名字传遍巴黎……

邵元节以陶仲文代己,跟李斯特以肖邦代己,手法如出一辙,只不过需要额外玩一把魔术罢了,而这样的魔术,对邵、陶来说不算什么。比这更复杂、难度直追现代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嘉靖年间的道士也曾成功上演过。《万历野获编》记载,与嘉靖同样热爱道教的徽王朱载埨,“尝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忽有一鹤从月中飞下殿亭,鹤载一羽士【道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礼之,与谈大快……”大快之余,道士成功骗得万金而去;后一日,“有司擒道士宿娼者来,疑其为盗”,徽王一见,正是跨鹤自月中来的“神仙”。对方供认,他们其实是武当山道士。沈德符的评论非常正确:“总之,皆幻术也。”{122}这样的大型魔术都能玩得,可见明代中国魔术水平之高,邵、陶的“黑眚魔术”岂非小菜?

当然,仅有瞒和骗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在某些方面拿出“真才实学”,让嘉靖通过本人,在自己身上切切实实看到效果。他们可以一显身手之处,是“进方”。方者,药之配伍也。道家修行者有个别名叫“方士”,即因他们以长生不死为最高愿望,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去发明“长生不死之药”,而得了这样的称呼。

他们的目标虽然是虚幻的,但在致力于这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却也的确对药物的种类、性质、作用有所了解,而普遍拥有医药家的知识和技能。中国古代,除职业医家外,对医药学贡献最大的,就是道家方士。例如东晋高道葛洪记述过天花、肺疾、麻风病的病状,也研究出一些治病的药物和方剂,名气很大,至今还有一种治疗脚气的药水打着“葛洪脚气水”的旗号。南朝炼丹家陶弘景撰写了七卷《本草经集注》,是药物学名著。孙思邈以“药王”名垂史册,其实他也是一位炼丹家。有学者指出:“整个看来,中国古代医药化学成就主要是从炼丹的活动中取得的,人工合成的矿物药剂的最早丹方也主要见于炼丹家的著述。”{123}

然而,因为目的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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