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58部分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8｝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9｝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10｝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