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见血的刀！
这个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有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同“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世俗之辈以“4”意会“死”、以“8”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拽辞儿”；平常“拽辞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拽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寡妇曰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古诗历来最寻常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从不曾出事，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却落得个溺死的下场。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不是宝石】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与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都不肯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终。｛34｝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35｝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寺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心情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对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36｝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被认为是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深受历代文人景仰，张信大约也是对杜诗心慕手追的一个，所以很自然地将他喜欢的一首杜诗写下来作为字帖。那确是好诗：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此诗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语接”。张信少年得志，二十岁做了状元，正是一帆风顺之际，他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纯唯美的，而其中的忧患滋味恐怕未必领会得。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警示】经生【儒生】。｛37｝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一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的高启。《明史》记其事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怀恨】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38｝“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39｝。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有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40｝清人朱彝尊的《静志居诗》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
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
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该诗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耐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41｝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
“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吗？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
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
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
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才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即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系统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