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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
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 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1945年8 月14日至8 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
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8 月14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8 月20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8 月23日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
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8 月23日给延安一电，再次“迫切”邀请毛泽东。
延安收到蒋介石8 月23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8 月24日，就收到了毛泽东答应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1945年8 月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专程来接毛泽东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张治中，先后走出机舱。
次日下午3 时45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8 月29日社评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8 月22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
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 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 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
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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