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 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 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 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贺龙想，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他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贺龙想，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为此，贺龙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颌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 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 万发，手榴弹100 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 月小河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
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
7 月底，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 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于8 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 万人参加野战军，5 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到了1949年6 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 个军，2 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
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 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 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 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 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 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 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 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八五八书房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