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他还在回想着4月22日和蒋介石摊牌的情景。
那天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小屋秘谈时，口口声声要把人事权、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统统交出来，但实际上老蒋的鬼主意早就打好了。
仅隔一个多小时，吃罢饭大家都坐在会客厅里，蒋介石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是党国危亡之秋，党政联系需要加强，党内一切隔膜、成见是非应该消除，因此，中正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正当主席，德邻兄当副主席，今后凡是党的重大决策，先提到‘非常委员会’审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这也是孙总理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蒋介石言毕，吴忠倍、王世杰等极力附和，而李宗仁却两眼直冒金星，差点儿没气得晕了过去。摊牌的结果，仍是要做一个傀儡角色。但蒋介石玩的把戏又让李宗仁有嘴咬人，而无处下口。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是国民党的总裁并未辞去，蒋介石说同意把政府的权力都交给李宗仁，但并没有说把党的权力也交给李宗仁。现在党的总裁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做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同意呢？
白崇禧后来得知了详情，骂李宗仁：“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
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和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己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递给李宗仁一分函件，说：“德邻兄，蒋先生已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希望你尽快赴广州主持军国大计。”李宗仁接过蒋介石的复函，认真地阅读：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薄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埋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考。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成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委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了六个条件，蒋介石答复了五条，而后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李宗仁把函件往桌上一放，未置一词。
阎锡山见李宗仁心有不满，说：“关于蒋先生出国之事，他恳求德邻兄允许他居留台湾，现在国家败亡，他深感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李宗仁打断阎锡山的话，冷冷说道：“是呀，他居留台湾，我居留桂林，各得其所岂不正好？”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白崇禧突飞桂林。原来白是接行政院长何应钦的电报，匆匆返桂的。何告诉白，蒋介石答应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军费开支之用，并又从台湾调拨一批银元供政府财政费用。因为阎锡山这次来桂林时，陈济棠也一同前往，白是回桂林让陈用黄金换港币的。当然，白拿到这批黄金，抗蒋的劲头自然也有所减弱，也顺便劝劝李宗仁回广州执政，看看事情的发展再说。但对李宗仁主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意见，这时白明确表示反对。
李宗仁此时虽为代总统，实际上是光杆司令。钱在蒋介石手里，军队在白崇禧手里。孤身一人，不论是与中共重开和谈也好，还是在桂林另组政府也好，都万难成事。而且，历史上从来都是李、白不分，分开就一事无成，如果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他这个总统不啻一块废铜烂铁。
痛苦归痛苦，无奈归无奈，5月8日上午，李宗仁又登上去广州的“追云”号飞机。
李宗仁自4月23日返回桂林，前后盘桓半个月，结果一事无成，在蒋的软硬诱骗、阎锡山的劝哄、白崇禧的逼迫下，重新到广州做了蒋介石的傀儡。
正当蒋介石等在上海、广州、桂林勾心斗角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千里大追击也正迅猛地继续向纵深推进。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5月初斩断浙赣铁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解放了赣东军事重镇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和鹰潭一线，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的联系，粉碎了敌人企图沿浙赣线再设防线的计划。此时，从长江岸边一直被解放军追击下来的刘汝明兵团残部及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李延年残部，因在浙赣线难以立足，都拼命地向福建境内逃窜。
同时，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围歼隅守上海的敌人。为了扩大战果，配合第三野战军主力作战，第二野战军首长，遂命令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轻装前进，向福建境内追击逃敌。
5月8日，第四兵团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电示十五军以两个师轻装昼夜兼程，务于10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截断逃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者达百里，无法集结。遂决定一面前进，一面收拢。军首长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并要求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的态势。
从5月8日起，四十四师兼程疾进，两天两夜强行270里，于10日强行包围了建阳城，突袭刚从水占（建阳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五十五军残部。稍后，与五兵团一部在此会师。
四十五师部队，于5月9日上午横跨大松岭，越过闵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进入福建，即以每天90余里的强行军速度，晚上到达崇安县城，解放了这座产武夷茶的名城。各部进军神速，各连提出进军的口号是：“抬起两条飞毛腿，奋勇追歼捉战犯！”“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创造铁腿班，追歼作战作模范！”这时我军虽然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些交通工具，但大部队追击，主要靠的还是指战员的两条腿。
十五军解放崇安、建阳两城之后，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是四十四师部队，于12日5时，自建阳公路向南疾进，13日晨6时，进占闽北最大城市及敌空军基地建瓯。刚从建阳逃来喘息未定的敌第六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儿小时前已经闻风逃走。在建瓯我军生俘其后卫五十五军八十六团及交警大队300余人，汽车10余辆，汽车修理厂一座。
敌五十五军残部向山地遁逃，我军留下小部分清剿残敌，主力继续追击。
我军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也加速了我军的追击速度，14日抵达福建北部重要军事供给地南平。此时，各路汇集来的残敌，自以为已经侥幸脱险，遂在南平停留喘息。直到四十四师的先头部队抵到南平附近，敌军才发觉。我军勇猛直入，残敌张皇夫措，溃不成军，又被我生俘6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
敌五十五军自皖南逃跑以来，被我穷追1600多里，至此终于全部被歼灭。
十五军的另一路四十五师部队，于12日自崇安轻装取捷径前进，一三三团一昼夜急行150余里，猛扑建阳东北的水吉县城及其东北20里的回龙镇，全部歼灭正在回龙企图渡南溪南窜的敌京沪杭国道护路队、京沪杭编练团、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共1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这时由于建阳、水吉的迅速解放，由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残敌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陷入包围，进退两难，经我一击，全部被迫向水吉以东山地溃散。我军跟踪追击，歼敌第九十六、九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2000余人。
5月18日，十五军奉令结束福建境内的追击作战。经过各兄弟部队的协同作战，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十五军渡江后，日夜兼程追击26天，前进追敌15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12次，歼敌120000余。部队整日处于阴雨泥泞之中，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打，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斗。我军指战员都表现了奋不顾身，坚决执行命令的顽强拼搏精神。当时，南方闷热多雨，又终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部队的每天增加着里程：120里、130里，后来增至一天急行军15O里。大多数人的鞋子都跑烂了，指战员的脚上原来的血泡还没好，而新的血泡又磨出来了。在丛山深林里行进时，常常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之后才能通过。
著名的战斗模范连队一三○团第三连，在向水吉追击的途中，沿着崇溪河的西岸，走过树木丛密的崎岖山路，黄昏到达目的地山边镇，刚要准备做饭，团长李钟玄在望远镜里发现河南岸有敌人在做饭，便向一营长蒋连义说：“部队不能休息，赶快想办法渡过河去，再追！”担任前卫的三连立即行动起来，指导员马上就集合了渡江立了特等功的十几位英雄水手，进行动员和组织，连长张小堆去观察地形，副连长刘贵明领着去找竹杆、门板作筏子。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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