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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
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l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
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竟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
（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士兵和军长进行革命竞赛，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鼓动部队士气的效果。
淮海战役使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战后补充了大量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部队出发时，正赶上连续大雨，指战员冒着暴雨和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冷冷地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水湿的衣服紧裹住全身。连续的大雨，使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泥水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脚，有些地把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泥水里，有的成了泥人。
行动异常艰难，情绪格外高昂，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充满困难的行军途中，部队的宣传员用快板给大家鼓劲儿，有一首《胜利》快板这样唱道：长江天险不可怕，毛主席早已有计划。蒋匪主力被消灭，剩些零星不顶打。长江水有几千里，他守住这里守不住那。咱们翻江倒海过江去，蒋匪统治一齐垮。解放江南老百姓，革命功臣人人夸。
还有一首《爱脚》的快板，恢谐生动，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
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第二万一起了泡，穿破、挤水、煤油调，千万莫把皮撕掉，宿营让我洗个澡，将来总结行军时，给我记一大功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军长秦基伟亲自下伙房做饭，并指导炊事员怎样才能把饭菜做得更好，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大不相同。
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使北方来的战士听不懂，到处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沿途尽是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气候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部队就进入了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长期活动在这里，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弟兵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部队长期盘踞，给人种下了极端仇恨的种子，尤其是匪首张涂和他带领的匪徒，人民提起来无不咬牙切齿。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干线的联接点。经过国民党军队的长期蹂躏，城市冷落，商业萧条，墙壁上还残留着敌人暴政的遗迹：伪镇公所绘制的“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等标语。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生下孩子给老蒋，打下粮食给保长，黎民百姓饿肚肠。”敌人强迫抓壮丁造成了许多悲剧。潢川第二区小流店村的青年农民胡胖子、吴庄材，不愿给蒋介石当炮灰，都叫自己的母亲用菜刀砍断了右手。青年农民李成海为了逃避当兵，让妻子用针刺破了他的眼珠，变成了瞎子。
大别山是这个部队的诞生地。当年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第十二师师长，带领部队长期战斗在这个地方。
在部队到达新城时，他回忆说：内战时他曾来过这里四次，并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过伤。当晚他住的房子，就是当年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
部队经过湖北和安徽交界地区时，必须越过高大险峻的唐家山。这给炮兵部队增加了巨大困难，指战员谨慎地在峻峭的山崖上行进，遇到牲口不易通过的道路时，便把大炮卸下来扛着走。为了不影响进军，副连长成祥瑞扛着173斤重的炮身走了一里多路，驮手于润流独自扛着197斤重的炮腰爬过了三里高的大山。有一次牲口摔伤不能走路，营长贾文先扛上50多斤重的炮前架，爬过了五里高的山峰。当炮兵部队愉快地唱着歌到达宿营地时，驻地群众非常惊奇，以无限钦敬的语气说：“你们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山呀？从前‘中央军，炮队死了好多牲口，几次都没有过得来呢！”大别山对革命有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弟成千上万地涌进革命部队。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许多人经过千锤百炼，已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指挥员。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他的家乡在湖北省黄安县，当他还没长到枪高，只有13岁时，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九师秦赖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象第四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地区。
3月25日，部队经过麻城北面一个叫大河铺的集镇，这里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的家乡。他怀着激动地心情回到了离别了20年的家乡，一进村，发现一切都变得不认识了：原来相当热闹的一座市镇，现在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他家里的房子已经变成废墟，父亲、哥哥、弟弟都被敌人杀害，只有70多岁的母亲侥幸活下来，以行乞为生。周希汉军长是湖北麻城人，他回到故乡后，竟找不出哪一堆长满荒草的败墙是自己的家门。李成芳军长是16岁离家出走当红军的，这次他率领部队恰巧经过他的家乡麻城李家河。部队走进村庄时，村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