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权主政初期开始，基本的策略便是分割、新置若干郡县，委派高级将领去担任郡县守令，先勒兵征讨压平，再驱略山越山民从军或者屯垦。先还试行过“镇抚”结合，收效不大，即改为武力高压，进剿征服为主，镇压住再用强制性手段肆行掠夺。建安年间的所作所为，《生子当如孙仲谋》一章业已大体罗列，毋庸赘述。当时黄盖“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贺齐讨平丹杨郡黟、歙两县山越人后，孙权将歙县分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歙五县，加上黟县共六县，新设新都郡，由贺齐任太守，军政一体威临一郡。经孙权、孙亮、孙皓三世沿例分割、新置，原江东六郡变成了十四郡，即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和庐陵南郡。郡县的增多，有利于切割山越固有结构，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举凡压服的地方，都强行解散了山越人原有的氏族性组织，迫使山民下山，强者补兵，弱者补户。凌统看准山越“人多”且“壮悍”，“可以威恩诱”，曾经“得精兵万余人”。黄盖也说过，“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山越人成为东吴军队主要兵力补充源之一。吴军士兵中，山越人占到一半左右，大有利于抗曹御蜀。驱略山越人下山屯田，还给东吴军队增加了军粮供给，或征或抢，无施不可。三国后期诸葛恪驻守丹杨，就对山越人围而不打，“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
山越人对于孙吴政权如此对待他们，自然是反抗不断，历年暴动波及江东诸郡，多达60余县。这也给孙吴政权造成压力，形成牵制，使其不得不长期两面作战，既要面对曹魏的进攻，又要面对山越的反抗。特别是与刘备集团争夺荆州，孙、刘联盟一度解体时期，这种压力和牵制作用更大。如陈寿评语所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好几年间不得不改抗曹为媚曹，向其称臣纳贡。夷陵之战后，孙、刘重新修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吴使张温对诸葛亮打开窗户说亮话：“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足见讨平山越，对孙吴政权安定内部，确实处于头等大事的重要地位，这比补充兵员、掠取军粮更加关系命脉。这样的内政需求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单一的汉族压迫、镇服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不安内势必难以倾力攘外。
非唯此也，外部的头号敌人曹魏集团渗透策反，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颠覆危险。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表封孙策讨逆将军、吴侯、领会稽太守，令其渡江北上进攻袁术的同时，就曾表封时任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令其趁孙策渡江偷袭会稽。当时陈瑀派遣都尉万演等携带官印30余纽，四处游说，挑起了山越豪首如丹杨的祖郎、焦几，乌程的严白虎等聚众造反，颇给孙策制造出一些麻烦。孙权继兄主政后，曹操又给山越豪首如鄱阳的尤突，丹杨的费栈等人送去印绶，继续麻烦不断。内部动荡加外部颠覆两重威胁交相作用，加大了孙吴政权镇压山越人的必要性和剧烈度，因而不宜只归为民族压迫。事实上，直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以后，山越人方才基本顺服，从而使吴国社会相对稳定，更有实力与曹魏政权对抗。
魏、蜀、吴三国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显，但都是从各自的国情实际出发，并且行之有效。相比较而言，蜀汉的和、抚为主比较温和，即时性地稳定大后方效果亦颇可观。不过，对“西南夷”的固有社会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基本上不触动，从历时性看，却阻滞和延缓了民族融合进程，远不及魏、吴对此促进作用大。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完全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后话可资验证。孙吴的强硬政策当时最为彻底，尽管较之蜀汉，霸权性的压服和掠取过于血腥，却在客观上加快了山越人与汉族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交汇和同化。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能提速升级，不能说与此无关。曹魏的剿、抚两手交相并用，手法最灵活，内容也最丰实，剿和抚各兼有吴与蜀民族政策的长短、得失和功过。其间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持续性地、大批量地强制迁徙北方各族与汉人杂处，既在当时有利于安定魏国边境，增强魏国国力，又长远性地推进了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北方民族，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原汉族继秦、汉之后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尔后不久出现“五胡十六国”局面，无论从正面看，从负面看，都是由此播种、生根、发芽、开花。
这其间，决不能回避战争，主要是三国汉族统治者所发动的具有征服性和掠夺性的战争。战争天生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恶的极端的形式，在介入的当下时空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造成破坏和毁灭；另一方面，又是善的潜在的助手，它可以充当文明进步的暴力催生婆，在短时期内做出人们在和平常态下长时期才可能做到或难以做到的若干事情，从而促成历史的演进。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一个族群内部，还是若干族群之间，从来就未曾只有和平，没有战争。现今中华民族共认的人文先祖炎帝、黄帝两大部族之间，就曾进行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先民之间相互攻杀得天昏地黑，血流漂杵。然后炎、黄两族合起来形成华夏民族，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又同共工或者蚩尤为首的“三苗”民族多次血战。尽管都只是神话传说而非信史，但与夏、商、周以降的战争史实相对勘，足以说明民族间的大规模冲突，包括大规模战争，历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不可或缺的暴力催生婆。
由此考察魏、蜀、吴三国那些民族战争，在不掩饰它们的霸权性、征服性和破坏性的前提下，理当毫不迟疑地承认，它们不但满足了当时三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起到了助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积极作用。
《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并非大中华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一个汉语语词和历史概念，所谓“中国”，蕴藏着多重涵义。《书·召诰》说的“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颖达释为“于地势正中”，即方位中央。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早期国家，以为居天下中央，因而称为中国，以与周边四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礼·中庸》说的“声名洋溢乎中国”，就是指的中央之国。《汉书·陆贾传》写到，刘氏皇帝“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宣扬汉代的中央之国空前强大。从中传递出一个信息，这样的“中国”不是国号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上自夏、商、周、秦、汉，下至唐、宋、元、明、清，分别有其国号，而又同为中央之国。英语CHINA，就是由“秦”译音而成的，足见欧美人更重国号之国，所以用秦国国号来统称历代中国。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历代的所有那些国号一概只是朝代符号，无论哪朝哪代由哪个民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央王朝，无不代表中央之国。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系统里，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浑如母体，国号概念的历代之国形同子体，源远流长，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方才有了国号概念的现代中国，却丝毫不影响既成的大格局。正是基于这种系统同一性和历史承续性，尽管中央之国的地理认知早已淡化，“中国”仍然是联结和贯通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不可移易的标志性建构。魏、蜀、吴三国都隶属其间，却没有哪一个代表中央之国。
地理概念的中央之国和国号概念的历代各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决定了语词“中国”可以有别的涵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吴、越、巴、蜀之类四方之国相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也称中国。
《韩非子·孤愤》说的“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便是一个例证。后来又引申开去，以“中国”泛指中原地区；唐人陈子昂诗谓“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近人毛泽东词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都是沿此遣词。《三国志》里反复出现的“中国”，有的指中原地区各大集团（前期包括袁绍、袁术、公孙瓒在内，后特指曹魏），有的则泛指中原地区。按传统称谓，“中原”、“中土”、“中夏”、“诸夏”全都与这种“中国”异词同义，频繁见于三国人口。至于“中国”还个指京城，如《诗·大雅·民劳》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不在《三国志》用例之列。
探讨和梳理“中国”的涵义，对于评价魏、蜀、吴三国分峙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请命使吴，游说孙权结盟的时候，就以“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为前提，说出了“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那样的话。“与中国抗衡”，就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一统天下，建立起姓孙或者姓刘的中央之国。黄初元年（220）刘备将伐吴，孙权向曹魏政权卑词称臣，时任侍中刘晔替魏文帝曹丕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
建议趁机先吞吴，“吴亡则蜀孤”，进一步再灭蜀。尽管当时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献策，坐视蜀、吴在夷陵火并，终让三国鼎立成形，但也说明了，曹魏集团从未改变一统天下，建立曹姓中央之国的终级目标。如前文所述，正是在这一个大同上，使魏、蜀、吴与专事分裂割据的袁术、刘表、公孙渊之流区别开来，表现出了致力统一的历史进步意愿。不能因为他们最终都在“分”的状态下结束历史活动，就忽视了“合”的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换言之，他们都是要从小“中国”走向大中国，这种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是应当肯定的。
或许魏、蜀、吴三国当时各自实施那些民族政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利于民族大融合，但客观效果毕竟真是那样，这一历史促进作用最值得珍视。其中的孙吴政权之对山越，同化加速提级远胜于秦、汉时期，汉、越人民杂居共处，一起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使其迈入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良性轨道。尤其在曹魏政权治下，规模大、持续久地内迁周边民族，加上长期战乱中汉族士民也在大量流徙，更在民族冲突的同时，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人种因素在内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例如匈奴人，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在这一过程中由既往的游牧过渡到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而且在政治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也远逾秦、汉时期，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屠各（休屠各、休屠）种族首领，甚而自认作两汉皇室之后而改姓刘；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就叫刘豹，魏末担任了五部帅之一的左部帅，其子刘渊后来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自称汉王，还把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孝怀皇帝，把汉代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五宗（刘恒、刘彻、刘询、刘庄、刘炟）供入宗庙。其他几族人大致相仿佛。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合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合称“六夷”。汉化或者半汉化过程由魏延及于西晋，这些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土地，渐次萌生和迅速强化了“入主中原”意识，在三国结束（280年吴亡）仅23年之后氐人李特就开始建立成政权，揭开了所谓“五胡乱中华”的历史序幕。现在回头看，这不应该称作“乱”，而理当视为相关民族对于“中国”所应有的主权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三国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成的。
从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大视野看，公元3世纪初期至13世纪中期的1000余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演进特征极明显。如果说，先前的秦、汉大一统，主要构建了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那么，从三国鼎立到宋、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分治并峙，就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交流和重组的大格局下，反反复复地合力打造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这其间，三国对于统一的东汉政权无疑构成强力反拨，随后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就进入了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所共构的南北朝分立互动时期，在激烈而复杂的民族冲突中，推进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的重新大一统，虽然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控政权，但杨氏、李氏皇室已掺杂了鲜卑血脉，所谓的“胡人”也能出将入相。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区，突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实体，仍长期处于并存状态。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以三国为突破口和转折点，中华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大一统的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的最终形成，是在这一个阶段之后，从13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历经元、明、清三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由包括汉、蒙、藏、满等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取得的文明成果。因此，三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从“中国”走向中国的大进程中，充当了那样一个突破口和转折点，尽管为之付出的代价的确大了些。
第十六章 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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