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的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才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作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数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片刻，每每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俩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俩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可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小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望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便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十一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到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地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效忠道。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特务看守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卫，避免枪声惊扰。寄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看守所。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身体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寻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信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志，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所以他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黄显声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被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贵州息烽集中营位于贵州中部个贵州北面的息烽县境内。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蒋介石专门为对付共产党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设立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像叶挺、杨虎城等都先后被关押在这里。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为“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于是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会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逼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息烽军统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荡说话：“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说：“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哑然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它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能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这时有个想戴罪立功的特务，悄悄来到黄显声住处，劝他逃走，并且还为他设计了越狱方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同志，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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