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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搏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等人，小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共党”的人数来看，尤其像任达哉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授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共党”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共匪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鋕这样的嘴给敲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争相表现。
六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压。”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一个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寻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便当晚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站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鬼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找来几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张”脸上“劈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妙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这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停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北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的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脸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变质要比普通党员的变质不知破坏程度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们“眼中钉，内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乘着特务们得意之时，
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胡有猷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他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胡有猷经亲友保释出狱后，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