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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他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岳武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女，本名张惠中，岳池县人。她和她的爱人邓福谦，次子邓诚同志，在解放前已都是共产党员。邓福谦同志在1938年即到了解放区（延安），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在武汉市、广州市工作，1965年因病退休，1974年病故于岳池县。邓诚同志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敌人大屠杀时英勇牺牲。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曾介绍了七、八个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中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菅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中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娘娘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嬢嬢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拟从各方面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共产党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兰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中美合作所”。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在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一、假枪真用
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规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二、得到枪和学用枪
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缘故。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三，“做梦也想着子弹少了”
邓惠中自己有了双枪后，更重视她的队伍的军事素质。一天，她对手下的一位年轻的小同志说：“你跟随我去粽巴乡检查工作，准备一下就动身。”出发前，邓作了一番准备，她换上了这位小同志嫂嫂曾玉清新婚时穿的一套衣服，认真地梳了梳自己的短头后，站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说：“你们看我像不像新娘子回娘家啦？”曾玉清风趣地对她说：“真像！你装农村妇女就像个农村妇女，你装个新娘像个新娘。脱掉这些衣服，你又像一个教师，你的各种装扮都很大方、朴实，很合众的。”是夜，邓惠中检查了粽巴乡的一个武装游击队的军事表演。邓对这支队伍很满意，随即讲话道：“你们的军事训练是不错的，耍枪耍刀的表演都很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敢不敢上战场去同敌人拼杀呢？”大家答道：“解放自己，敢去拼杀。”但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不敢上战场去拼杀。”邓问他为什么？那队员答：“他们有枪有子弹，敢去拼杀，我只有一条空杆子枪，没有一发子弹，所以不敢上战场拼杀。”后经查实，邓惠中发现游击队队员们最多的只有八发子弹，一般的三、四发子弹，那个发言不敢拼杀的同志确实没有子弹，只有一支空杆子枪。邓非常吃惊道；“子弹少可能是带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也能够解决。你们加紧训练，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已是深夜色12点了，邓为了给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便告辞同志，摸黑走了20多里夜路回到原来的住处。一路上乌云滚滚，雷雨交加，她和随行同志的衣服全淋湿了。当时，那位小同志要把仅有的一件干衣服脱给邓穿，邓始终不干，说：“小兄弟，不要为我难过，共产党人是铁打的心肠，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穿湿衣服吗？你听过刘胡兰、林祥谦同志的故事吗？他们是临死不屈的革命者，敌人把钢刀架在他们的颈项上，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都是面不变色地嘲笑敌人无能，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是共产党员，你我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革命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像他们那样，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天夜里，邓惠中睡得很死。第二天吃早饭时，与她同床睡的女同志说：“昨晚邓惠中同志做梦都在说：‘子弹少了，不想办法，一切都会落空的’……”邓听后，十分不安道说：“这个现象不好，假如有一天被敌人抓起再做梦说胡话就太容易暴露了。我要想办法克服。”
四，设计巧借枪
离开战只有4、5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家财主（地主）有家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不过这些人家里的枪不易借出来，过去（伪）乡、保上办团丁借枪都不容易，看来我们今天只有动用武力去夺枪才行。可这样做会不会以小收益影响整个武装起义部队过几天进行地下起义的大事？邓惠中问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抢枪，财主们必然要去伪乡所报讯。邓惠中眉头一绉，说：我们来他一个名借暗缴的办法。又悄悄受计道：只不过要由你出名（秦说到了今天还怕×，出名不出名）。邓说那好，到每个地主家，都用你的名义向他们借枪， 必然是有的愿借，有的不愿借，愿借的都不说了，不愿借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内去夺枪，一旦到地主老财那儿把枪“借”到后，马上大声告诉他；枪是你们借给我们的，如果有人要去伪乡所告，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同志们都说这招好。就这样，7月8日晚上，邓惠中指挥了支部直属游击队小队40余人，兵分两路出发，她自己亲自带了路。当晚，邓惠中带的那个小队，到了几户地主老财家“借”枪，连连得手。有一户财主的女当家的推说男人不在家不愿借。邓惠中从腰里拨出双枪，顶在那女人脑袋上，问她借不借？借借借！那女财主吓得魂飞胆裂，全身发抖，老老实实把家藏的枪支全都“借”给了游击队。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还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