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象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抗战胜利后，妈妈回到岳池县城，任江西馆小学校长。在重庆当学徙的大哥也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学。这段时间，经常有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员来找妈妈。妈妈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全由我来传递。他们有时谈话很严肃，孩子们是不准在场的。我们在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就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招呼，说笑，等来人进屋，里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闲聊。我知道他们有秘密，养成了习惯，从不发问。当一个姓何的叔叔（解放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来时，家里人格外慎密。妈妈悄悄地把我们招呼进去，何叔叔对我们讲解放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已经由多少万发展到多少万，我们越听越高兴，因为解放军、共产党胜利，就意味着我们和爸爸团聚。边我们小孩子也都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他们的大目标。晚上听到哪里狗叫，哪里就有人被捕。我为妈妈和二哥提心吊胆。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迎来灿烂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却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他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了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又一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就上下全都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当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共产党。第二次又提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敌特分子就叫了一个半瞎子的人名叫陈永福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俩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佛之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佛之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佛之：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的！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作尽，看你今后如向交代！曹气急败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邓的一对大手指母钉在板凳上，又将身子绑在铁桩上用麻绳捆了起来。然而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邓，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佛之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佛之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臭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佛之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 ，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杀她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佛之，说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佛之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伪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中美合作所”，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后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但她是裹过小脚的，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里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了“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四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同志，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十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