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可以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鬼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中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是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的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沙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他的这一朴实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决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王朴那一代成长于抗战初期时期青年，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正义感特别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更加热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书，深造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相反，是伟大的民族斗争烽火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对此，他也常自豪地对同学们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关心国家大事了。”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度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重庆及四川，长期以来经受过封建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各派军阀在此长期混战，搞得民不聊生，社会黑暗重重。所以，这里的爱国青年，无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统治切齿痛恨。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同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腐败、残暴与黑暗的统冶，更甚于原来的地方封建军阀。这更引起了爱国青年的反感与憎恨。王朴的表现尤其强烈，每说到反动派的种种罪恶，他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抗战时期，他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推翻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国家民族是不会得救的，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时期，王朴通过接触和学习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思想进步更大了，认识社会和时局的能力也更强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道路与发展规律。这本书在当时蒋管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动派深为忌嫉。许多同学们都听过王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一书后，勃然大怒，喊左右来问：“为什么不用我的名义写一本这样的书？”有一个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这是人家毛泽东先生亲自写的，一般人没有这样高的见解。”蒋介石哑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讲到这样的故事，王朴总会发出畅快而爽朗的笑声。
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王朴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何燕凌先生回忆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里，新闻系新同学中一个既热情又冷静、既活跃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复旦“据点”核心组的注意。他刚入学就把不少同学吸引到他的周围，带领他们一起看《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不久，这位新同学又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就是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这位同学取得联系。他就是王朴（王兰骏）。我党的复旦“据点”在1944年秋季入学的新闻系同学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王朴。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王朴即受委托在新同学中做串连工作，先是组织了读书会，为成立新的壁报社团打下基础。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问题。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故乡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花”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应该说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多次号召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搞革命。1944年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报告中，针对国民党搞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同年12月，中共南方局确定青年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此后，南方局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了更明确的指示，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268页），这此，中共南方局据此再次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工作做了更详细的布置。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与动员下，毅然回到江北老家的农村，主持创办莲华中学。
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抗战胜利了，人民渴切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方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撕掉协议，对革命势力大打出手，在昆明发生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接着是袭击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迫封闭重庆的《新华日报》。更猖狂的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和各解放区，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在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民变四想，尤其是在国民党最后巢穴的四川、重庆，此时正处在极其恐怖和黑暗的黎明岁月时。
王朴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下，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所有过程，都是王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是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的党组织，派了黄颂文、李青林、王朴、张宏雅、陶昌宜、杨明远、徐干、谢诚、喻晓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江北创办莲华小学。第二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间，由四川省委派杨仲武、王敏 、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同志来了莲华中学，并在此成立了党的特支。王朴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间，中共川东临工委正式宣布了中共北区工委的成立，特派齐亮同志来担任特支书记，根据革命需要，齐亮同志提出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关注的莲花中学改名为志达中学，并明确该校完全由党承办。第四阶段是1949年，中共川东地下党又派张仲明来莲华中学（志达中学）领导江北党的工作。不难看出，莲华中学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它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里；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斗和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临到解放时党员发展七面余人。应该说，莲华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外来同志和本地进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其中有后来都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花”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刚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时，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从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