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效果令人满意，大量金军指挥官，特别是那些非女真族的指挥官，带着
他们整个的军队投奔过来。正是这些起关键作用的附属军队的扩充，占去了
木华黎可使用军队的 ３／４。这使蒙古人甚至在占他们军队大部分的中军和右
翼军从中国北部撤出进行西征后，也还能对金朝保持不断的压力。①
① 黄时鉴仔细地计算了木华黎能够使用的军队的数目，见＇847＇《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对战役的叙述，
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第 45—55 页；以及＇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
第 239—282 页。有关 1217—1225 年蒙金战争中宋朝的作用，见＇379＇查尔斯？A。彼得森：《旧幻想与新现
在新战役的初期，木华黎从中都和西京发动了一场三路的攻势，企图从
金朝手中夺取山西、河北和山东。率领中军主力推进到河北的木华黎，不久
就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不得不用直接进攻的方式夺取城市，这使双方都损失
惨重。而有时花费这样高的代价所夺取的城市又失掉了，不得不再次攻取。
虽然进展非常困难，但木华黎仍缓慢推进。到 １２１８ 年，在留下金朝叛将张柔
巩固蒙古人在河北的战果后，木华黎又将注意力转向山西。
太原位于山西西北部，是金朝西北面的战略堡垒。在太原于 １０ 月被攻陷
后，蒙古人得以稳固地向南推进。到 １２１９ 年底，只有山西最南面的狭长地带
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外。木华黎于是又回到河北中部，并在 １２２０ 年的夏秋两
季接受了金朝控制下的残余城市。包括大名要塞的投降。此后，他推进到山
东西部，于十月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重要城市济南。
由于金朝在南方的错误军事卷入，使 １２２０ 年蒙古人进展顺利成为可能。
１２１７ 年，在与蒙古人战斗的间歇期间，金朝皇帝愚蠢地同意对宋开战，因为
三年前宋朝中止了对金廷的朝贡。从 １２１７ 年到 １２２４ 年，每年由金朝发动的
一系列进犯虽然常常在局部获得成功，但他们从未获得绝对胜利。宋朝尽管
在开始时遭受挫折，但仍拒绝谈判，他们继续抵抗，在 １２１９ 年夏天甚至在汉
水流域一度设法击溃了金军主力。
金朝分散兵力的作法显然得不偿失。从宋朝得到的疆土无论如何也不够
补偿他们在北方丢给蒙古人的土地。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明显破坏了
他们对付木华黎军队的能力。然而，金朝毫不畏惧，在 １２２０ 年，他们征集了
一支新军，准备进行反击以重新获得他们损失的一些地区。新军刚组建起来
即进攻山东东部，在那里已掀起反抗女真人的汉人起义（红袄军），这很快
就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一当木华黎得知了这支新军的存在后，他立刻在
１２２０ 年底从济南移师南进，在离开封不远的黄河南岸的一个浅滩黄陵冈对其
发动了进攻。他以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敌军，而且由于这次成功，蒙古人扩
大了他们的控制地区，占领了除山东东部和陕西之外的黄河北岸金朝的大部
领土。山东东部仍在红袄军手中；陕西则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在任命汉人叛将管理投降地区之后，木华黎回到北方，沿路进行扫荡。
同时，金廷由于反攻失败，派出了一个由乌古孙仲端率领的使团来到西部成
吉思汗处，商讨可行的和谈条件。蒙古人要求金朝皇帝接受“王”的称号，
这样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宗主地位；而且必须撤出陕西。然而，金廷认为过
于苛刻，所以敌对状态仍继续存在。
在 １２２１ 年中期，为了向金朝重施压力，木华黎在陕西和甘肃东部发动了
一次巨大攻势。在首次越过鄂尔多斯之后（这得到西夏军的默许，西夏还提
供了为数 ５ 万人的附属军队），木华黎于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攻陷了陕西
北部和中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到 １２２２ 年春季，他留下了他的将领之一蒙古不
花指挥在陕西的进攻，而他自己则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一地区阻挡金朝
的一次新的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蒙古人占领了河中和沿黄河的其他设
防城市。但在陕西，蒙古不花却由于金军广泛的封锁行动而陷于困境。甚至
在木华黎和他的军队于 １２２２ 年秋季返回之后，蒙古人仍然不能迫使包括长安
和凤翔等许多重要城市投降。而在这紧要关头，西夏军队的突然撤回更进一
步削弱了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由于进攻力量大大削弱，木华黎在 １２２３ 年初解
实：1217—1234 年宋的对外政策》，第 204—220 页。
除了对凤翔的包围。在对西夏边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报复性进攻后，他回到
了山西，在那里不久就病倒并去世（在 ３ 月或 ４ 月）。
去世的指挥官立即被他的弟弟带孙代替，但是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已减。
金朝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刻结束了与宋朝敌对状态，将其军队撤回到山西
南部，收复了以前丢失给蒙古人的一些领土。红袄军在与其结成松散联盟的
宋朝的支持下，也利用这一形势扩大了他们在山东的统治，而且短暂地占领
了河北的部分地区。后者的行动促使武仙的突然叛变。武仙是不久前投降蒙
古人的原金朝将领，１２２５ 年，他又一次转变立场，这一次，他将其命运与宋
朝联系在一起。面临这些挫折以及成吉思汗决定对付反叛的党项人，蒙古人
在以后的几年中，只得满足于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对中国北部的管理
正如成吉思汗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蒙古人绝少懂得城市的法律和习惯，
而且很难依靠自身能力从事复杂的定居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有必要吸收
大量的熟练专家，尤其是那些有着行政管理和经商经验、愿意帮助蒙古人管
理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甚至早在入侵金朝之前，成吉思
汗即开始组织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骨干，这些专家来自契丹和汉人官员，由
于种种原因，他们抛弃金朝的职位而投奔了蒙古人。①到 １２１１ 年发动对金作
战为止，成吉思汗的身边已有一批既非常熟悉金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又非常
熟悉中国北部情况的顾问。
随着蒙古人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势头，叛投者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汉人官
员在第二次波动中数量最多，但也首次出现了一些女真人投奔到蒙古人的阵
营中效力。没有进行抵抗而叛降的行政官员按惯例都保留了他们管理县和州
的旧有职位。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秩序，征调本地区的人力物力，为蒙古
人的军事机器服务。
改变立场的汉人和契丹人军事将领参加了进攻金朝的战争，他们或者独
立作战，或者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这些将领由成吉思汗或后来的木华黎批
准任职。他们得到汉式或蒙古式的官职，被授予权力的符牌（蒙古语：ｇｅｒｅｇｅ
或 ｂａｉｓａ，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
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 １２ 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
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
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
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１２１４ 年，建立了第一个行
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１２１５ 年，契丹人石抹明
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１２１７ 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
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
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
① 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
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①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
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
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
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
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
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
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
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
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
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
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
于 １２２１ 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
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②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
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
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
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
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
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①毫不奇怪，自 １３ 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
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
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
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
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
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 １２１５ 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
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
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
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②由于 １２１７ 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
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
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 １３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北部
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 128—132 页。
② ＇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与》，第 35 页（以
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① ＇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 79 页。
②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 335—336 页；＇313＇拉弗梯译本，第 2 卷，第 965
页。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
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
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
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
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
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
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 １２１３ 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
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
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
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
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 １２１１—１２２７ 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
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
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
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
的极度征用与勒索。①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
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
—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 ａｌｂａ ｋｈｕｂｃｈｉｒｉ“差发”
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
类人是宗教人士。１２１９ 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
可，１２２３ 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
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②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 １２１７ 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
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
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
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 １３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