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１２６３—１３０２ 年）。作为真金
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
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 １２９２ 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
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④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
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
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
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
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①
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
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１２４２—１２９５ 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
（死于 １２２７ 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１２３６—１２９４ 年），八邻部人，
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１２５５—１３００ 年），受
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
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②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
泽（１２４６—１３０３ 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③忽必烈
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
这一方向努力。
当 １２９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
人。④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
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 300—301 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
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 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
史》，卷 130，第 3177 页。
② ＇653＇《元史》，卷 18，第 381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 301 页；＇653＇《元史》，卷 134 第 3261 页。
④ ＇653＇《元史》，卷 29，第 637 页；卷 115，第 2894 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
甘麻剌，见＇653＇《元史》，卷 115，第 2893 页；卷 116，第 2896—2897 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
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 43 页。
② ＇653＇见《元史》，卷 119，第 2498 页；卷 127，第 3115 页；卷 130，第 3163—3173 页；＇622＇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卷 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 269—270 页。
③ ＇653＇《元史》，卷 130，第 3173—3174 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
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⑤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
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
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①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
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
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
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承者》，第 321 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 23，7a。
①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 270—271 页。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 １３ 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
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 １２９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
规。②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
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
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 １２９１ 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
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③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
是独相，直到 １２９８ 年才任命哈剌哈孙（１２５７—１３０８ 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
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
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 １３０３ 年去世后，他成为
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①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
木。②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１２０９—１２８１ 年）
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
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
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１２４２—１３０２ 年）、梁德珪（１２５９—１３０４ 年）和何玮
（１２５４—１３１０ 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
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
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１２１１—１２７９ 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
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
指财政大臣。③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
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④铁穆耳朝继续
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⑤铁穆耳汗强烈
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 １３０２ 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
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①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
② ＇653＇《元史》，卷 18，第 381—382 页。
③ ＇653＇《元史》，卷 112，第 2803—2813 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 157，13a—18a。
④ 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4，1a—2a；＇653＇《元史》，卷 130，第 3173—3174
页。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 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 4，2b—7b。
② 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睿骸墩悦项集》（任道斌编校），第 158—162 页；＇653＇《元史》，卷 130，
第 3163—3173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 322 页。
④ ＇653＇《元史》，卷 18，第 383 页。
⑤ ＇653＇《元史》，卷 96，第 2470—2476 页。
① ＇653＇《元史》，卷 20，第 440 页。
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②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
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③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
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④
② ＇653＇《元史》，卷 18，第 386 页。
③ ＇653＇《元史》，卷 20，第 441 页；卷 21，第 467、471 页。
④ ＇653＇《元史》，卷 136，第 3293 页。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⑤但是已
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
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
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
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
计定额是 ２６００ 人，⑥御史台于 １２９４ 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 １ 万人，在
各行省则更多。⑦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 １３０３ 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
有冗员。⑧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 １３０３
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 １２９１ 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
求官员限期 ５ 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 ７ 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 １０ 天处理重大
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
件重要公务。①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
１２９４ 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
率的怀念。②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
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 １３０３ 年。在前一年，朱清（１２３７—１３０３
年）和张瑄（死于 １３０３ 年）被控有罪。③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
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
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
产。
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
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
④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⑤为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
赃罪为 １２ 章，并在 １３０３ 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 ７ 个地区的案情。⑥他们调
查出贪官污吏 １８４７３ 人，获赃 ４５８６５ 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①
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
⑤ ＇653＇《元史》，卷 93，第 2352 页。
⑥ ＇628＇《元典章》，卷 7，26a。
⑦ ＇653＇《元史》，卷 18，第 383 页。
⑧ ＇653＇《元史》，卷 21，第 447 页。
① 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 25，11a—22a。关于 1291 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
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第 108—109 页。
② ＇653＇《元史》，卷 18，第 388 页。
③ 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
海盗》。
④ ＇653＇《元史》卷 21，第 449 页。拉施特说有 11 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 年）所救。
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
者》，第 330 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⑤ ＇653＇《元史》，卷 21，第 448 页。
⑥ ＇653＇《元史》，卷 21，第 449 页。赃罪 12 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 46，1b—2a。
① ＇653＇《元史》，卷 21，第 449、456 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 7， 11b—21b。
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②
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
的慷慨赏赐。③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
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
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
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 １２９４ 年铁穆耳即位时，皇
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 ４ 倍，银多 ２ 倍。④此外，
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 １２９４ 年给三个驸马赐银
的总数就超过了 １２ 万两。⑤
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⑥１２９４ 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
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 ２７ 万锭。”⑦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
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①简而言之，由于
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
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
问题。元廷乃于 １２９４ 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 ９３６９５０ 两，除留
１９２４５０ 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
用了 ２０ 万锭钞本。到 １２９９ 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
钞本。②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
胀，其程度远比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③
② ＇653＇《元史》，卷 21，第 460—465 页。
③ 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421—432
页。
④ ＇653＇《元史》，卷 18，第 382 页。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