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礼乐之化，所以造士而养其忠孝，为国之桢干者也。拓拔氏自以为能用此矣，乃不数十年之，而君浮寄于无人之国，明堂辟雍，养老兴学，所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并失其为猴矣，不亦可为大笑者乎！高欢、宇文泰适还其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复入于猴群，而必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为之哀也！故鬻诗书礼乐于非类之廷者，其国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诡，其说淫，相帅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益蒙古之亡，而为儒者之耻，姚枢、许衡实先之矣。虽然，又恶足为儒者之耻哉？君子之道，六经、语、孟之所详，初不在文具之浮荣、谈说之琐辩也。
【二二】元修依宇文泰而居关中，元善见依高欢而居邺，将以何者为正乎？曰：君子所辨为正不正者，其义大以精，而奚暇为修与善见辨定分邪？拓拔氏以夷而据中原，等窃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关中，宇文泰之赘疣也；善见之在邺，高欢之赘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绪而言之，亦必其可为君者而后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为与否也。修之淫乱，不齿于人类，善见孱弱，而其父以躁薄为高欢所鄙，等不可以为君。而尤非此之谓也，修之立，岂其分之所当立者？即令当立，而岂如光武之起南阳，晋元帝、宋高宗之特为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徼宠于高欢，乘时以窃位，晔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尝奉以为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贼而已矣。修入关中，未死也，未废也，元固修之臣，介高欢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为篡贼也无辞，是善见又修之贼也。两俱为贼，而君子屑为之辨哉？凡乱臣之欲攘夺人国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统，则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则速以自灭，王莽、朱Г是已。刘乘君弑而受命于贼，萧鸾与萧衍比而弑其君，皆贼也，而后贼乘之以进。繇此言之，则汉献帝之所以终见胁于权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己受之，则亦贼之徒也；故袁绍、韩馥欲不以为君，而曹操姑挟以为自篡之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承平无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于匹夫，而况权奸之在肘腋乎？己为贼，而欲弭人之弗贼也不能。贼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于泰，善见之于欢，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况修与善见而屑为之轩轾哉？假修以正而绌善见者，隋人得国于宇文，宇文得国于修，因推以为统，而君子奚择焉？
【二三】梁武之始立也，惩齐政之鄙固，而崇虚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宽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国政日以偷废。于时拓拔衰乱，高欢、宇文泰方争于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土、不服之人，高欢西掣而请和，盖中原大有可图之机矣。帝知其可图，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军政圮，举目无可共理之人才，乃拣何敬容、朱异簿领之才而授之以国。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将谁托也？徐勉、周舍称贤矣，以实求之，一觞一咏，自谓无损于物，而不知其损之已深者也。敬容勤于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镜”之诮，已繁兴于下。自非贪权嗜利之小人如异者，谁甘犯当世之非笑而仆仆以为国效功。大弛之余，一张而百害交生，则勉与舍养痈不治，而敬容、异亟用刀针以伤其腠理，交相杀人，而用刀针者徒尸其咎也。史称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岂其然哉？王导、谢安勿论已，王华、王昙首、谢弘微，夫岂无文义者，而政理清严，一时称治，虔矫苛细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纪纲以矜相度者，而后刻者以兴，老、庄之弊，激为申、韩；庸沓之伤，反为躁竞；势也。一柔一刚，不适有恒，而小狐济矣。思患而豫防之，岂患至而急反之哉？
【二四】梁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雄、上、中、下之别，垂及于今，亦有腹、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为此，未可以其人而尽非之也。古者诸侯之国，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远近，定五服之内外；固不名之为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犹是也，政有劳逸，民有淳浇，赋役有多寡，防御有缓急，而人才有长短，恶容不为之等邪？顾其为法，为治之求得其理也，非为人之求遂其欲而设也。大非以宠，小非以辱也。腹里之安，虽大而非安危之寄；边方之要，虽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简者以养贞士，而非以窘议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竞于饶，而疲者以居孤陋无援之士，则穷乡下邑，守令挟日暮途远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盗以兴，职此繇矣。朱异之法，以异国降人边陲之地为下州，则乱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之夫困边民、开边衅，日蹙国而国因以危。后世北鄙南荒，寇乱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边之重于腹也，瘠之重于饶也，拔边瘠之任置之腹饶之上，以劝能吏，以贱贪风，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二五】武帝以玄谈相尚，陶弘景作诗以致讥，何敬容对客而兴叹，论者皆谓其不能谏止而托之空言。非可以责二子也。弘景身处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谏，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虽在位，其能以口舌争乎？至谓二子舍浮屠而攻老、庄，则尤非也。自晋以来，支、许、生、肇之徒，皆以庄生之说缘饰浮屠，则老、庄、浮屠说合于一久矣。尝览昭明太子二谛义，皆以王弼、何晏之风旨诠浮屠之说。空玄之说息，则浮屠不足以兴，陶、何之论，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庄生之教，得其滥者，则荡而丧志，何晏、王衍之所以败也；节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烦之天下，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则文、景是已。若张道陵、寇兼之、叶法善、林灵素、陶仲文之流，则巫也。巫而托于老、庄，非老、庄也。浮屠之修塔庙以事胡鬼，设斋供以饲髡徒，鸣钟吹螺，焚香呗咒，亦巫风尔；非其创以诬民，充塞仁义者也。浮屠之始入中国，用诳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石虎之事图澄，姚兴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财力于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于人心，而未大伤于国脉，亦奚足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于其说，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晋以后，清谈之士，始附会之以老、庄之微词，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说，始喜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还，李翱、张九成之徒，更诬圣人性天之旨，使窜入以相乱。夫其为言，以父母之爱为贪痴之本障，则既全乎枭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恶也，乐举吾道以殉之。于是而以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而双空人法之圣证；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以君父为萍梗，无所不为为游戏，可夷狄，可盗贼，随类现身为方便。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萧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国者，后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伦而召匪类。呜呼！烈矣！是正弘景、敬容之所长太息者，岂但饰金碧以营塔庙，恣坐食以侈罢民，为国民之蝥矣哉？夫二氏固与申、韩为对垒矣，而人之有心，犹水之易波，激而岂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则，则此倡而彼随，疾相报而以相济。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亡罪灭，抑可谓叛逆汩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斯陶、何二子所为舍浮屠而恶玄谈，未为不知本也。
【二六】苏绰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绰作大诰，为文章之式，非载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异于道方明而袭之以饰其邪伪也，谓夫道晦已极，将启其晦，不能深造，而乍与相即也。天下将向于治，近道者开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开之，使以渐而造之，故曰乍与相即也。治道自汉之亡而晦极矣。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谓夫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绰以六条饬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无有以此为天下告者，而绰独举以为治之要领。自是而后，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尧、舜、周、孔之日月而与天下言之，绰实开之先矣。文章之体，自宋、齐以来，其滥极矣。人知其淫艳之可恶也，而不知相率为伪之尤可恶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与徐、庾而相仿佛。悬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则弗论其为骈丽、为轻虚、而皆伪。人相习于相拟，无复有繇衷之言，以自鸣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贞也，非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丧久矣。故弗获已，裁之以六经之文以变其习。夫苟袭矣，则袭六经者，亦未有以大愈于彼也，而言有所止，则浮荡无实之情，抑亦为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风云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无实不祥者，盖亦鲜矣，则绰实开之先矣。宇文氏灭高齐而以行于山东，隋平陈而以行于江左，唐因之，而治术文章咸近于道，生民之祸为之一息，此天欲启晦，而泰与绰开先之功亦不可诬也。非其能为功也，天也。呜呼！治道之裂，坏于无法；文章之敝，坏于有法。无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伪也；私与伪横行，而乱恶乎讫！胡元之末，乱极矣，而吴、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荡涤宋末淫靡繁乱之文，文章之系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于淫曼；淫曼者，花鸟锦绮为政，而人无心。宋之敝，亦敝于淫曼；淫曼者，多其语助，繁其呼应，而人无气。无心而人寻于篡弑，无气而人屈于禽狄。徐、庾、邢、魏之流波，绰挽之矣。孰有能挽苏洵、曾巩之流波者乎？俟之来哲。
【二七】贺琛上书论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听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诡进，坏大体以窃威福，此亡国败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进者，大端有二：一则毛举小务之兴革也，一则钩索臣下之纤过也。若此者，名为利国，而实以病国；名为利民，而实以病民；害莫烈焉。法虽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弥缝之，仍一备善之法也。即听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于国民未伤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讥成法，则必灭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须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听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国殃民而坏风俗，此流毒于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贤者之周旋视履而无过者亦鲜矣，刚柔之偏倚，博大谨严之异志，皆有过也。贪廉之分，判于云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纤微，则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璺。君天下者，因其材，养其耻，劝进于善，固有所覆盖而不章，以全国体、存士节，非不审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纠之于细微，言之者亦凿凿矣，士且侧足求全而不逸于罪罟，则人且涂饰细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锲刻之怨，独归于上，此流毒于荐绅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离，士心不附，上有余怨，下有溢怒，国家必随之以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于耕徒钓侣也；非孔子之圣，不能择善于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纩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辩言之邪径，然后润色先型，甄别士品，民安于野，吏劝于廷。至治之臻，岂其察小辨微之琐琐者哉！周德长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鉴与？武帝不纳琛之格言，而为之辞曰：“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乃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抑岂知秦法密而后赵高得志，王莽秉国，颂功德者皆疏贱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图存保国者，尚以察察为戒哉！
【二八】神智乘血气以盛衰，则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凡三变而易其恒。贞于性者正，裕于学者正，则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气自盛，智不为荡；血气自衰，智不为耗；卫武公之所以为睿圣也。梁武帝之初，可谓智矣。裴叔业要之北奔，则知群小之害不及远；萧颖胄欲请救于魏，则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萧渊藻诬邓元起之反，则料其为诬；敕曹景宗下韦睿，则知师和必克。任将有功，图功有成，虽非宋武之习兵而制胜，而其筹得丧也，坚定而无回惑，于事几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内地，萧介危言而不听；未几，听高澄之绐，许以执景，傅岐苦谏而不从；旋以景为腹心，旋以景为寇雠，旋推诚而信非所信，旋背约而徒启其疑，茫乎如舟行雾中而不知所届，截然与昔之审势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盖帝于时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气衰而智亦为之槁也。智者，非血气之有形者也，年愈迈，阅历愈深，情之顺逆，势之安危，尤轻车熟路之易为驰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资于巧以乘时变，而非德之慧，易为涸也。且其中岁以后，薰染于浮屠之习，荡其思虑。夫浮屠既已违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