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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而不仁，所最恶闻者忠孝之言，而孝为甚。君子率其性之诚然而与言，则必逢其怒；加之以欷垂涕行道酸心之语，而怒愈不可撄矣。陈天彝之言于至不仁者之前，勿论其怒与否也，不可与言而与言，先失言矣。颜鲁公谓卢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容乎？”近世高邑赵冢宰以魏广微叔事逆奄，而叹曰：“昆溟无子。”鲁公陷死于贼中，冢宰没身于远戍，取祸之繇，皆君子之过也。虽为小人，而犹知有父，犹知其父之忠清，而耻贻之辱。则与父所同志者，虽异趣殊情，而必不忍相忮害，此不待人言而自动于心。盖牿亡之余，夜气犹存，不能泯没者也。既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为戒矣，则忠臣孝子，固其不必有怨，而挟虿以唯恐不伤者也。蔡京小人耳，使而为君子，蔡攸岂但执手诊视、迫其病免已乎？故夫子之责宰予，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与尽言也。使以三年之怀，面折其逆心，震丧其贝，而彼且跻于高陵，与于不仁之甚矣。君子于此，知其人理之已尽，置之而勿与言也。漠然若蜂虿之过前，不问其谁氏之子也。权在则诛殛之，权不在，则远引以避之，如二胡之于秦桧，斯得矣。卢奕、魏允成之生豺虺，腹悲焉可也。
【一一】樊系受朱Г之伪命，为讠巽册文，乃仰药而死。其愚甚，其不可浣，自度必死，而死于名节已亏之后，人所怪也。呜呼！人之能不为系者，盖亦鲜矣。以为从贼讠巽册，法所不赦，光复之后，必罹刑戮，惧亦庸人所必不能引决而死者，未尽然也。待至光复议法之日，止于死耳，蟪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必不能引决者，则系之死，实以自顾怀惭，天彝之未尽忘者也。乃既惭而有死之心矣，而必自玷以两亏者，其故有三，苟非持志秉义以作其气，三者之情，中人以下之所恒有，而何怪于系焉。怀疑而有所待，一也；气不胜而受熏灼以不自持，二也；妻子相萦而不能制，三也。Г之僭逆，出于仓卒，所与为党者，姚令言一军耳；在廷之臣，固有劝Г迎驾者，不徒段司农也，系于此，不虑Г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旦伪命见加，册文见委，惊惶而迫无以应，退而后念名义之已亏，而愤以死也。此无他，其立朝之日，茫然于贞邪之辨，故识不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伪命及身，册文相责，斯时也，令言之威已张，源休、蒋镇、张光晟、李忠臣实繁有徒，出入ピ赫于系左右，夸之以荣，怖之以祸，挥霍谈笑，天日为迷，系于此时，心知其逆而气为所夺，口去目眩，不能与之争胜，杂Ш凭陵，弗能拒也，魂摇神荡，四顾而无可避之方，伸纸濡毫，亦不复知为已作矣。此无他，立义无素，狎小人而为其所侮，乍欲奋志以抗凶锋，直足当凶人之一笑；义非一旦之可袭，锋棱不树者，欲振起而不能，有含羞以死而已矣。当德宗出奔之际，姜公辅诸人皆宵驰随跸，李晟在北，家固居于长安，弗能恤也，系徒留而不能去。既而陷身贼中矣，段司农、刘海宾击贼而死，一时百僚震忄，固可想见；而妇人孺子牵裾垂涕，相劝以瓦全，固有不忍见闻者。系濡迟顾恤，以讠巽册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谢其咎，盖无如此嗫嗫者何也。呜呼！至于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决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时焉或可也，郭汾阳之斥郭，而自入回纥军中是也。捐名义以全妻子，则无有可焉者也。身全节全，而妻子勿恤，顾其所全之大小以为择义之精，而要不失为志士；身死节丧，而唯妻子之是徇，则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于家者无本，则狎昵嚅、败乱人之志气以相牵曳也。夫若是，岂易言哉？怪系之所为者，吾且恐其不能为系；即偷免于他日，亦幸而为王维、郑虔以贻辱于万世已耳。段司农自结发从军以来，其光昭之大节，在军中而军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岂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一二】奸佞之惑人主也，类以声色狗马嬉游相导，而掣曳之以从其所欲；不则结宫闱之宠、宦寺之援为内主，以移君之志。唯卢杞不然，蛊惑之具，一无所进；妇寺之交，一无所附；孤恃其机巧辩言以与物相枝距，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笃。至于保朱Г以百口，而Г旋反；命灵武、盐夏、渭北援兵勿出乾陵，而诸军溃败；拒李怀光之入见，而怀光速叛；言发祸随，捷如桴鼓，而事愈败，德宗之听之也愈坚。及乎公论不容，弗获已以谪之，而犹依依然其不忍舍，杞何以得此于德宗邪？德宗谓“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者，亦以其无劝淫导侈之事，无宦官宫妾之援也。夫杞岂不欲为此哉？德宗之于嗜欲也轻，而宫中无韦后、杨妃之宠，禁门无元振、朝恩之权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乱，求亲贤而反保奸者，无他，好与人相违而已。乐违人者，决于从人。一有所从，雷霆不能震，魁斗不能移矣。杞知此而言无不与人相违也。其保朱Г也，非与Г有香火而为贼也，众言Г反，则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军勿出乾陵也，非于诸将有隙而陷之死地也，浑言漠谷之危，则曰不危而已矣。故颜鲁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驱之行。人所谓然，则必否之；人所谓非，则必是之。于是德宗周爰四顾，求一力矫众论如杞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气相协也，孰有能之者？盖德宗亦犹杞而已。己偏任之，众力攻之；众愈攻之，己益任之。其终不以杞为奸邪者，抑岂别有所私于杞哉？向令举朝誉杞，而杞不足以容矣。故奸邪必有党，而杞无党也。挟持以固宠于上者，正以孤立无援，信为忠贞之琼绝耳。夫人之恶，未有甚于力与人相拂者也。王安石学博思深，持己之清，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毁裂之，可畏哉！孤行己意者之恶滔天而不戢也。鲧以幸直而必殛，夫岂有贪忄林婀之为乎？
【一三】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Г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收拾江东以观成败，其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李晟、马燧以孤军援之，非能操全胜之势。而罪己之诏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谧，陆敬舆之移主心以作士气、存国脉者，功固伟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随者，繇来有二，不然，则汉之将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将亡，亦下哀痛之诏，而何以讫于不救邪？其一，则德宗之为君也，躁愎猜忌，以离臣工之心，而固无奢淫惨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乱者自乱，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仓皇北出，而段司农追韩以返，得安驱以入奉天；赵升鸾劫驾之谋尤亟矣，浑一泄其谋，复得徐行以入梁州。天下知吾君之尚在，故罪己诏下，咸翘首以望荡平。河北群逆，亦知唐室之必兴，而有所归命。皆乘舆无恙，足以维系之也。向令帝之出也不速，或为逆贼所害，则如梁氏父子死于侯景之手，而梁速；或为逆贼所劫，则如汉献困于董卓，辱于李亻、郭，而汉遂夷。唐于是时，无宗藩之可倚，如琅邪之在江东；无储贰之可扶，如肃宗之在灵武；敬舆将何托以效忠？天下无主可依，则戴贼以安，亦必然之势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说，沮卷士重来之计；故维系人心者，亦不仅在慷慨淋漓之一诏也。其一，则惑德宗以致乱者卢杞也，敬舆与杞忠佞不两立，而其奔赴行在也，与杞同至。当是时，敬舆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涤旧恶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论虽未斥讼其奸，而必将逐己者，唯敬舆也。颜真卿、李揆、崔宁，杞皆先发而制之矣，唯敬舆以患难同奔之侣，迫不及排，而气焰丰采、直辞正色，非杞之可投以相攻。乃犹不仅此也，凡奸臣知不容于正士而反噬无已，虽见迸逐，犹将偾起者，唯其有党也。故蔡京误国已有明征，而靖康之初，小人犹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杞则执拗专横之性不与人相亲，而唯与人相忮；恃君之宠如山岳，而视百僚如培娄；虽引裴延龄、白志贞以与同污，而未尝以天子之爵禄市恩饵众。故敬舆一受上知，杞旋放黜，而在廷在外，举倚敬舆以求安，无有暗护杞以沮挠敬舆者。德宗偏听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陈宜中之党犹沮文信国之谋，吾未见敬舆之得行其志，以历数德宗之失，畅言之而无所挠也。是故天下无君，则后立之君必不固；小人有党，则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则人心不摇，廷议不乱，内靖而外不离；叛寇之起纵如乱丝，亦有绪而无难理矣。人臣而知，则勿为李纲之讠皮辞，陷其主以寒天下之心；人君而知，则勿任结党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路。存亡之枢，决于毫发，盖可忽乎哉！
【一四】诗云：“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辑云者，合集事理之始终，序次应违之本末，无有偏伸，无有偏屈，详析而得其要归也。如是，则物无不以类辨，事无不以绪成，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怿云者，推于其心之所以然，极于其事之所必至，宛转以赴其曲，开朗以启其迷，虽锢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则自悦，虽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则自从。如是，则君与臣不相抗，智与愚不相拒，意消气静，乐受以无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无他道焉，辞不以意兴，意不以气激，尽其心以达人之心，诚而已矣。故易曰：“修辞立其诚。”诚立而后辞可修，抑必辞修而后诚乃立。不然，积忠悃于咽膈，输猝发，浮动而不本于心，甚则反激以召祸而不莫，不然，亦悠悠听之而固不洽也。辞之为用大矣哉！今有说于此，其为理之必然，明矣。见为是而毅然决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详也，其疑于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则人亦挟其所是者以相抗矣；见为非而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能レ也，其疑于是而固非者莫能诘也，则人亦报我以非而相折矣。是与非立于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观于已事之后，而非者非，是者亦难全其是也。恃气以言之，一言以断之，无体验成熟之实，而出之也厉，父不能得之于子，师不能得之于弟子，而况君臣之际乎？故修辞而足以感人之诚者，古今不易得也。非陆敬舆其能与于斯哉！今取其上言于德宗者而熟绎之。推之使远，引之使近，达之以其情，导之以其绪，曲折以尽其波澜，而径捷以御之坦道，扩其所忧，畅其所郁，排宕之以尽其变，翕合之以归于一，合乎往古之经，而于今允协，究极于中藏之密，而于事皆征，其于辞也，无闲然矣。贞元以后，棼乱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涣散之人心，强悍之戾气，消融荡涤，而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故曰辞之为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贾谊奇而偏，魏征切而俗，莫能匹也。后乎此者，苏轼辩而诡，真德秀详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经邈矣，卮言日进，欲以辞立诚，而匡主安民，拨乱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一五】乱与治相承，恒百余年而始定，而枢机之发，系于一言，曰利而已。盗贼之与夷狄，亦何以异于人哉？志于利，而以动人者唯利也。唐自安、史以后，称乱者相继而起，至于德宗之世，而人亦厌之矣。故田悦、李惟岳、朱滔、李怀光之叛，将吏士卒皆有不愿从逆之情，抗凶竖而思受王命；然而卒为所驱使者，以利之而众暂食其饵也。田绪杀田悦，虑将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许缗钱千万，而三军屏息以听；李怀光欲奔据河东，众皆不顺，而许以东方诸县听其俘掠，于是席卷渡河。嗣是以后，凡据军府、结众心以擅命者，皆用此术而蛊众以逞志。呜呼！此以利贸片时之欢者，岂足以窥非望而成乎割据哉？以此为藏身之固，利尽人离，旋以自灭，盖亦盗贼之算而已矣。老子曰：“乐与饵，过客止。”天君子岂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为，身可死，国可亡，而必不以此合于愚贱之心者，则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动天下而天下动，动而不可复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无涯之壑，故唐之乱也无已期。利在此而此为主矣，利在彼而彼为主矣，鬻权卖爵之柄，天子操之，且足以乱，庶人操之，则立乎其上者之岌岌何如也？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迄于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