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你不善于记住日期、数字和时间表这样的东西吗？”
“完全不行，我很难让自己留心这些。我也许缺乏形象记忆力。有些人从一个地方回去之后，就可以画出那个地方的每一棵树，每一栋房子；但是我必须要看着它们才能画。这是我的缺点。”
“哦，我就可以。”温西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会画画的话。比如，以门城到科尔库布里郡的路为例，我现在就可以画出一个平面图，每一个拐弯，每一栋房子，尤其是作为路标的每一棵树和大门。如果你把我的眼睛蒙起来，开车带我经过那里，我能准确背诵出每时每刻我们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位置。”
“我完全不能。”斯特罗恩说，“我在这里走了成百上千次，却仍然能够看到之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当然我也可以从中享受到不断惊喜的乐趣。”
“是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厌烦。但有时候善于发现细节也是好事情——如果你想编一个看似真实的完美谎言。”
“哦！”斯特罗恩说，“是的，我想是的——在那样的情况下。”
“例如，你那个关于高尔夫球的小故事，”温西说，“如果有真实、有力、面面俱到的细节支持，该有多么完美。我恐怕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谎言，因为里面有太多疑点没法解释。如果你想要建立这样一个谎言，你应该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斯特罗恩生硬地说，“如果你怀疑我的话……”
“我当然怀疑。我从来也没有相信过。任何人都不会相信。首先，你对妻子讲的不是同一个故事。这可真是粗心，如果你想要撒谎，那么最好告诉所有人同样的谎言。然后你忘了提及这事发生的时候，你在哪个洞边玩。没有人在讲述一个有关高尔夫球的谎言时，却不讲具体位置和细节，这表示你并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话。第三，你说你整个早上都待在高尔夫球场，但你却忘了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可以证明你并不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上你指示汤姆·克拉克碾草坪，所以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他在第九个洞。他可以发誓说你没有来过，如果你是之后进来的，那么你就不能说是‘早饭之后’。另外……”
“听我说，”斯特罗恩拉下了脸，“你跟我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很感兴趣。”温西慢条斯理地回答，“对于自己的黑眼圈，你是否有其他的解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告诉我，它也许是——好吧，也就是说，是你们家庭内部矛盾的结果——或者别的什么……我——呃——你知道，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完全不明白，”斯特罗恩说，“而且该死，我认为这无礼极了。”
“不要这样说。”温西为自己辩护道，“你看，老兄，你的午夜狂欢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你是出去花天酒地了——”
“如果你再这样跟我说话，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看在上帝的分上，”温西大呼，“不要再用这些愚蠢的威胁了。”
斯特罗恩看着他，脸涨成了紫红色。
“你是在指控我，”他阴沉地说，“与坎贝尔的谋杀案有关吗？”
“到目前为止，”温西轻松地回答，“我没有指控任何人谋杀他。”他忽然站起来，努力在岩石上站稳脚跟，越过斯特罗恩看向大海。风吹云动，云层聚集好像大军压境，海浪层层翻滚，愤怒地咆哮着。“但是，我也确实要责备你。”他转过身来背风而立，好使自己保持平衡，“责备你知道的要比告诉警察的多得多。等等！不要这么暴力！你这个傻瓜！这里很危险。”
他抓住斯特罗恩的手腕，躲开了对方沉重的一拳。
“听着，斯特罗恩，听着，你这个家伙。我知道自己这样站在这里会诱人犯罪。该死，这就是我要的效果。我比你矮，但是只要胳膊稍一用力，我就能让你一命呜呼，知道吗？老实站着！这样最好。在你行动之前就不能花两分钟考虑一下吗？你真的认为这样莽撞的暴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假设你把我推下去，我就会像坎贝尔那样坠落，脑袋开花，你能做什么？离开，还是不离开？你会怎么处理尸体，斯特罗恩？”
画家看着他，手背贴着额头，绝望地站在那里。
“天哪，温西，”他说，“你真是个恶魔！”他退后几步，坐在野营凳子上颤抖起来。“我那时真想杀了你，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想看看你的脾气。”温西冷酷地说。“而且你知道，”他加了一句，“事实上，如果你杀了我，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只要离开就行了，不是吗？我的车就停在那里。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失足掉下去，摔破了头——就像坎贝尔那样。这里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吗？”
“我想，没有。”斯特罗恩说。
“你这样认为吗？”温西说，“你知道，斯特罗恩，我几乎希望你把我推下去了——那样就能看到你会怎么善后。好吧，别介意，快要下雨了，我们最好赶快回家。”
“好吧，”斯特罗恩说，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是顺从地把画具收拾了起来。温西注意到，尽管情绪依旧不稳，但他仍然工作得快速而有条理，很明显正遵循着某种习惯。他用托架保护住画布，机械地将它放进画板包里，用带子绑紧。接着，把刷子放进一个铁罐中，调色板放进盒子里，然后开始收集画板壁架上的颜料。
“嘿！”他忽然说。
“怎么了？”温西问。
“深蓝色不见了，”他迟疑地说，“肯定是滚到哪里去了。”
温西弯下腰。
“在这里，”他说着把它从一丛石楠花中取出，“是这支吗？”
“是的。”斯特罗恩说。他把颜料放进盒子里，折叠起画板，并把它和板凳打包捆紧。一切都好像有一定的顺序。
“我们最好快点走。”温西说着将大衣领子翻了上来。雨已经开始落下。
“听我说，”斯特罗恩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仍旧站立不动。“你要去做什么？”
“回家，”温西说，“除非”——他盯着斯特罗恩——“除非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
“我要告诉你的是，”斯特罗恩说，“这些天你做得太过分了，有人会杀了你。”
“我一点也不惊讶。”勋爵愉快地说。
第十八章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位先生感到十分受伤害，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这就是那位在会见乔克·格雷厄姆先生的过程中惨遭全面失败的治安官。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邓肯，他十分热衷于自己的工作，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表现。格雷厄姆嘲笑他；达尔齐尔警官忙于追查自行车和火车票，无情地忽视他的建议，而只让他处理醉酒闹事和摩托车犯罪案件。没有人信赖治安官邓肯先生。没关系，邓肯能自己找到线索。当他展示了自己的本事之后，他们会感到后悔的。
毫无疑问，在邓肯的想法中，乔克·格雷厄姆的行为完全值得调查。村子里有些流言飞语，线索就藏在酒吧里。渔夫们经常互相抱怨不休，但是只要提及格雷厄姆的名字，大家就都忽然沉默了。不幸的是，在大家了解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官方的态度之后，当地警察就几乎没有机会四处探听调查，从居民那里套取消息了——他们的五官大家都认得。邓肯曾经想过在下班之后装扮成上了年纪的牧师或者法国布里多尼洋葱商人，可是看到镜子里那结实的身板，圆乎乎、红彤彤的脸庞，他的自信立刻就消失殆尽了。他羡慕那些苏格兰场的侦探们，他们可以隐身在人群之中，他们有强有力的支持，可以随意走访，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同西区的小偷们亲切交谈，也可以在伦敦高级住宅区的夜总会中与公爵和百万富翁们谈笑风生。唉！在克里镇和牛顿…斯图尔特，他刚要探听什么，当地人就会发现并且作出防范了。
他坚持不懈地调查，甜言蜜语地哄骗甚至威胁一两个好像知道更多事情的人。不幸的是，苏格兰农民天生就有沉默的天赋，更不幸的是，乔克·格雷厄姆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这样徒劳无功了几天之后，邓肯最终还是挖掘出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周二早上十一点半，一位驾着马车去往巴格勒南的农民看到某人沿着克里对岸走过，好像是从案发现场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害怕被看到，立刻躲了起来，但农民还是认出他是格雷厄姆。糟糕的是，邓肯成功地引起了新一轮的流言飞语。他鲁莽地对《格拉斯哥号角报》的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和调查结果，从而产生了一篇不幸的文章，而治安官邓肯则被正无比烦恼的上级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格雷厄姆真是有罪的，”达尔齐尔警官十分生气——这事发生在格文的搬运工被证实得了阑尾炎的同一天，他正想找个人发火——“你怎么能告诉他他正被怀疑，给他准备不在场证明的机会呢？你看过这篇文章了吗？”他把《号角报》扔在十分伤心的邓肯面前，“‘有证据表明本案的凶手是一个画家。’这不正是我们避免让嫌疑人知道的重要信息吗？‘知名画家正在被调查。’谁让你去格雷厄姆那里调查了？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谨慎地判断，查理·邓肯，你最好去找别的工作。”
但是，不管怎样，这份轻率还是带来了一丝效果。周六早晨，达尔齐尔警官正坐在警察局里的时候，一位夫人被带了进来。她的衣饰端庄，身穿黑色礼服，头戴贴身软帽。这位夫人紧张地朝达尔齐尔笑了笑，然后说她要为坎贝尔谋杀案提供一些线索。
达尔齐尔非常熟悉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她来到牛顿…斯图尔特已经三年有余，自称是一个非洲文职公务员的遗孀。她的生活简单朴素，与法国女仆共同居住在一栋经过整修的小房子里。她举止朴实，神情忧郁，显得非常年轻。小伙子们总是认为她那不够时尚的女性气质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定居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总是说，苏格兰的租金很低，这样她就可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在更好的地方。住在哪里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她总是会悲伤地加上这么一句；自从丈夫去世，她在这世上一直是孤单一人。去年的时候因为一场与圣公会教堂有关的小型义卖，彼得·温西勋爵认识了她，并随后发表了对于这位夫人的观点——“这个女人真要命。”这个评价很是忘恩负义，因为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奉献了一下午的时间——尽管这个下午对勋爵来说很沉闷——还卖给他一个亲手制作的“睡衣”样式的绿色丝绸刺绣香袋。“我没有钱。”这位美丽娇小的夫人羞怯地抬头看着他，微笑着说道，“但是我可以付出我的劳动。礼轻情义重，不是吗？”
达尔齐尔警官让他的拜访者坐在椅子上，尽量放柔他粗糙的嗓音，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在她的小手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格拉斯哥号角报》的剪报，这篇文章给治安官邓肯先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责备。
“我只是想询问一下。”她抬起虎尾草般湛蓝的眼睛，祈求地看着警官的脸，“是否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证明里面这个可怕的暗示。”
达尔齐尔警官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然后他小心谨慎地回答：“是的，我想是的，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说，“上面说凶、凶、凶手肯定是个画家。为、什、什么他们这么肯定？”
“哦，”警官说，“我只能说有几条证据指向这个方向，夫人。”
“噢！”这个妇人惊呼，“我希望——我想——我认为或许是这个记者自己胡思乱想的。记者是很可怕的人，你知道。他是从——从警察那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我不知道，夫人，”警官回答，“他有可能是从其他某个不负责任的人那里听说的。”
“但是，警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她坚持着这个问题。
“我不能这样说，”达尔齐尔警官说，“但是死者本人是个画家，他的大多数朋友也都是画家，有这样的可能性。”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摸索着手袋上的扣子。
“那么，”她说，“这里面还提到了格雷厄姆先生。”
“是的，确实是这样。”警官说。
“一定，一定——”那双蓝色的眼睛又看向警官，“不是你——怀疑他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吧？”
达尔齐尔警官清了清嗓子。
“哦，好吧，是这样的，”他说，“这里发生了谋杀案，而一个人不能陈述案发时间他在哪里，我们总会怀疑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并没说他们有罪，只是普通的怀疑。”
“我明白。请告诉我，警官——假设——假设有人向你们澄清了这个——对于格雷厄姆先生常规上的怀疑——应该没有必要向、向、向公众公布吧？”
“这取决于，”警官紧紧盯着他的来访者说，“解释的性质。如果能够解除嫌疑人的嫌疑，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这个人不需要接受审判，那就没有必要向公众作任何解释。”
“哦！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达尔齐尔先生，我可以相信您的决断力，是不是？把这件事告诉您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考虑到——但是我想您可以理解——我悲伤、孤独的状况——我——啊！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跟您说这件事。”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拽出一条纤细的手帕，蒙住虎尾草般蓝色的眼睛。
“说吧。”警官温柔地鼓励她，“没有什么好苦恼的，干我们这一行，听到了太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想第二遍。另外，”他又加了一句很有助益的话，“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事情更加糟糕。”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低声说，“但是我相信，”她的眼睛透过手帕边缘充满希望地看向警官，“你是位和善、体谅人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