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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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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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一、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一、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反对骄矜。其大弟子袁心粲未拜师前,曾带着自己所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翻阅后微微一哂,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并不心服,当即与马辩论起来。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袁心悦诚服,当即拜在马门下。从此,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不图仕官,行履笃实。

1941年秋,谢无量到复性书院探望马一浮时,马请谢向诸生开示。书院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微笑不答。马一浮喝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袁心粲一直希望女儿袁卓尔亦从程朱理学。1946年,袁心粲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到复性书院读书一年,读程朱理学,并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但马一浮见她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只是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他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罢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的因材施教。

1939年,复性书院成立后,马一浮让学生乌以风兼掌学校日常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前来学习的,对这种管钱米的工作并不乐意接受。马一浮对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后,乌高兴地接受了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中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名学生王培德兼管。不久,王培德便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对他讲了金牛长老做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并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即,雅人做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做雅事,雅事亦是俗。经过马一浮的开导,王培德便高兴地接着将工作做下去了。

【书院】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1912年,马一浮和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谈到了创办古典式书院的念头,他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认为马的建议为时尚早,没有采纳。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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