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10部分

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梁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的月薪是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月薪200元。因他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给萨空了补贴家用。

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在重庆办的勉仁国专都招收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从不问学生的政治倾向，当有学生被捕时，他便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学生。段继李、高一宇、唐宦存、周述质等学生都得到过梁的帮助。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1944年，梁漱溟再婚，其次子梁培恕不能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所的学生吴顾毓“文革”期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满获释后靠糊纸袋为生，生活难以维系。梁漱溟得知其状况后，立即拿出存折，让袁鸿寿寄给吴200元。袁怕寄得太多给吴带来麻烦，每次给他汇去20元。此后，每次梁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脑溢血逝世为止。梁漱溟又极力奔走，寻找证据，为吴平反，使得吴不至于含冤九泉之下。

袁鸿寿回忆梁漱溟：“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余元左右。……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袁恢复名誉后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立即向他要回这28元，袁认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已91岁高龄的梁漱溟站着发言15分钟，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由于不堪访客络绎不绝之苦，梁漱溟亲书《敬告来访宾客》：“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前去拜访之人从墨迹的颜色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必尽力帮助。复信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即便在垂暮之年也亦然。如一时无力作复，他便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无论上门拜访的客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别时送之门外，鞠躬揖别。送人著作，必在扉页上题字盖章，写上“××先生指正”，然后署名盖章，一丝不苟。

【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適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后，觉得梁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谈的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实力派才能得以实现，故而来到山东。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依靠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当他的追随者问他：“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梁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梁到山东后，韩对梁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他甚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对他的部属讲：“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梁漱溟一生热心于乡村建设。他说，“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毁于战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民众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千家驹认为，通过此次惨痛教训，梁先生应当知道乡村建设之路行不通，故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撰文指出乡建失败的原因。梁撰文作答，他先引千的原文，再加以反驳。但重庆官方认为千的原文不能引用，不让发表，对梁的文章却只字不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这样发了几期，梁也自觉滑稽，便停止了这场笔墨官司。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后，他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此时，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部分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牟宗三与梁漱溟曾相处不洽。牟宗三回忆：“有一次熊先生为我向梁先生要一个月30块钱……他说：‘你一个月拿30块出来，叫宗三到我这里住，让他读书。’梁先生说钱是可以拿，但有条件，第一是要读人生哲学，不能光看逻辑。第二是要到邹平走一趟，看一看，观察一下他的事业，他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实行。第三是不能存有利用的心理。当时我一看这三条件，便一怒而拒绝，这30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能干涉我读书，我也不愿到你邹平去，且我利用你什么呢？我只利用你那30块钱罢了。他的话实在太没道理，你这算什么圣贤？故若要做圣贤，先要做豪杰。”后来牟宗三随熊十力住在勉仁书院，勉仁为梁漱溟办五十寿辰，让牟写文章祝寿，牟说我不懂，不肯写。牟宗三始终认为，英雄好汉做事，要帮人就帮人，不必讲什么条件。

钱穆回忆，其在华西大学任教时，梁漱溟来访。钱时正有课，故赠梁其著作《政学私言》一册，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钱穆回访，谈起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道：“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梁闻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钱反驳道：“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梁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语不终了，不欢而散。

抗战胜利后，钱穆于沪宁火车上两晤梁漱溟。时梁居沪，常往返沪宁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梁告诉钱：“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梁叹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

梁漱溟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和谈。1946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乘火车返回，次晨抵达南京。下车后，梁看到报纸刊登的国军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发言。他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梁的发言引发了与毛泽东的争论，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1988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

【厌离】

1912年年底，梁漱溟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6月间，其母逝世，一度崩溃，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幸得室友察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他后来回忆此段时间的心情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此后，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之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在阅读大量佛典后，梁漱溟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国共和谈期间，民盟等第三方面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因时局紧迫，事先并没有征求国共两党代表的意见。梁漱溟、李璜和莫德惠三人到梅园将该方案交给周恩来，并由梁逐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止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周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电报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何不在事先关照？”梁想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所措。此后，梁漱溟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回到重庆。

1976年《人心与人生》一书完成，梁漱溟觉得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1981年6月，他停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日记，他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表示他已不再牵挂尘世之事。

梁漱溟病重时，不止一次对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