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11部分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早在《人心与人生》获准出版时，一位日本人便建议：“我将把尊著译为日文，我愿把全部稿酬捐献，设梁氏基金会。”袁鸿寿问梁漱溟是否同意。梁回答：“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以著作视为商品。”言外之意，并不赞成，亦不反对，与“小事”的言外之意相同。

【佛缘】

梁漱溟晚年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

少年时，梁漱溟苦苦思索，自己家境尚好，为人聪明，父母对他也极疼爱，但他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非常辛苦，但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开始向佛，18岁时，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曾前往衡山想出家为僧。后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也与北京的寺庙保持着联系，曾在西郊极乐寺和摩诃庵静养。二战后在重庆期间，他拜西藏佛教噶举派贡嘎呼图克图为师，受灌顶礼，成为一名藏传佛教信徒。

梁漱溟曾杜门研佛三年。其次子梁培恕回忆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子梁培宽回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对于生死，梁漱溟泰然处之。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梁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友辈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思虑】

梁漱溟好思虑。他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前，他会极为痛苦，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找出答案。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曾与人谈及自己的爱好：“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只要梁一开始思考，他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经常失眠。在北大任教时，他曾因失眠向校方提出辞职。

梁漱溟曾一度想出家。一次，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准备讲稿时，因为不顺利，便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放弃出家之念。

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自述“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即只有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的职业。在梁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的转变，都只是要解决他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蒋百里称赞梁漱溟的成名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而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以“意欲所向”为标准，将人类文化分为中国、西方、印度三种类型，他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说，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1955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笔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文革”中，红卫兵将梁漱溟关进一间小屋，他却利用如此难得的清闲时光每日著书，笔耕不辍。被允许回家后，他每日去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就认真读报、看材料。“文革”中，他先后完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红卫兵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抄走，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完成。

梁漱溟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教育】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决定请梁到北大任教。梁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回答不知，蔡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24岁的梁漱溟便到北大执教。

正式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天，梁漱溟问蔡元培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23年前后，他讲“儒家思想”，正式注册的学生仅90多人，但来听课的却达到200余人，所以不得不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据蒋复璁回忆，他在北大期间，在大讲堂上课的只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三人而已）。梁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又不能即兴说明时，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但不是所有听课的都是因钦佩梁而来，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别人说：“我是来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学生李兢西回忆梁漱溟道：“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后，你必得点头承认，不由的说：‘他思想真周密！’”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其故，梁答：“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辞掉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

有一段时间，梁漱溟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弟子，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精辟独到，由其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

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认为，父亲对他和哥哥的教育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每次都是中途辍学，有因为搬家，也有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惊讶的是，父亲任其自然，并不劝阻，后来还是别人劝说，他才复学了。

长子梁培宽回忆：“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一次，梁培宽考了59分，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梁漱溟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还给他了。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同班同学中有张申府和汤用彤。梁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极为赏识，称梁“语不惊人死不休”。

五四运动发生后，梁漱溟主张应当惩治打人的学生，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认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事后，梁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多数人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闻言后问道：“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顿时语塞。散会后，胡適、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主编某佛学月刊，写信向梁漱溟约稿，并在信中提到张东荪。梁漱溟回信说，他不写，张东荪聪明，可以写。张中行总觉得梁的话有些奇怪。后来他又得知，梁在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张中行这才证实，梁漱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

一次，毛泽东和梁漱溟一起吃饭，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略加考虑后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明言不赞成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文革”中，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脱口而出道：“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拒绝批孔，他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梁漱溟不喜林彪，却非要与众人死辩林彪就是没有一条“政治路线”，即使这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要远远超过不批孔子。有人说梁漱溟：“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1978年2月，“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直言：“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代，罗隆基90诞辰座谈会召开，几乎所有发言的与会者都对罗隆基进行了肯定，无人指出他的缺点，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