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形与神，不止一次称他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叶笃义回忆，梁漱溟去世前，有从台湾来的一人到医院看望梁，时梁已经病入膏肓。来人知道无法与其进行对话，便在梁病榻前，请同行之人为他和梁合了一张影，然后拿出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说完，他鞠躬告退。此来访者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纪念。
学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这种人。”
牟宗三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九、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君子、厚德、介直、治学、杏坛、办学、教育、兼收、自由、非难、忧国、挂冠、明论、逸闻、婚姻、永蛰、仰止〕
【君子】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定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被称为“三不主义”。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到前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蔡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遂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蔡。此后，蔡再来访，仍是徒步，孙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了小汽车时，蔡还坐在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里，按时到北大去上班。到1929年，蔡的座驾虽已换成汽车，却只是一辆立体而不流线的“落伍”到几乎没人坐的汽车。
为整顿北大校风，蔡元培于1918年1月发起组织“进德会”：甲种会员为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甲种的三戒基础上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为五戒；丙种会员在乙种的基础上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八戒。因蔡本人嗜酒，只能是乙种会员。
傅斯年回忆，其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几至绝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在德的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游行中，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蔡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便呆坐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蔡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大队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蔡元培反对以罢课方式索要经费。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后，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1922年4月9日，北京的国立八校教职员召开会议，又提议以罢课方式要求北洋政府拨付教育经费。胡適日记载：“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傅斯年回忆，“五四”前，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改革北大，引起北洋政府的不满。某日，蔡与其两位“谋客”（按：应指汤尔和、沈尹默）商量应对之策时，他们劝蔡解聘陈独秀，并制约一下胡適，以保存北大，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听罢一言不发，最后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但对其乡前辈名士李慈铭（越缦）非常尊敬。蔡曾在李家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赉，可是蔡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之礼。李慈铭去世后，蔡于1919年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募集刊印费用，为其刊印《越缦堂日记》。
李孝赉去世后，李家家境每况愈下，无奈只得将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给他人，得款数千元，每月支付重息。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买下全部越缦堂藏书。后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藏书中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但后来投靠清廷，叛变革命，攻击革命党，并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民国建立后，刘被关押在四川狱中，蔡元培极力为刘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刘疾病缠身，生活困顿，蔡聘其至北大任教。
汪精卫对蔡元培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谦逊道：“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段锡朋回忆，蔡元培听他人演讲时，端正安详，眼不动，口不动，头身手足，亦都不动，极为专注。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赵凤昌等老先生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抗日。程沧波问蔡元培：“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说：“我们党对不起他。”程不解，蔡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程由此觉得蔡为人非常注重恕道。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释放陈。之后，蔡还安排刘海粟到狱中探望陈，让刘转告陈，在狱中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他们会设法进行营救。陈独秀听罢很是激动。蔡元培还为陈在狱中出版的《独秀文存》第9版作序。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大寿，各界名流在上海国际饭店为其大摆寿宴。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蔡元培自奉甚俭。民国成立后，有人得知其就任教育总长，上门恭贺。蔡身穿短袄，出门迎接，贺客见他满手肥皂沫，一边招呼，一边抹手，贺客倒不自在起来，蔡氏会意，微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因为无事，随便洗洗衣服，请里面坐罢！”
北伐胜利后，蔡元培任国府委员，但家中陈设极为简陋，客堂沿墙摆放了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方桌，四个方凳，再无其他。在上海，他也只是住在普通的里弄，1931年才搬入一栋破旧的洋楼。
蔡元培于吃穿素不挑剔，蔡夫人说蔡元培好侍候，“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他常穿西服，但西服的料子却是极为廉价的料子。
段锡朋忆及，一次他碰上给校长蔡元培送饭的伙计，于是好奇地打开菜篮一看，里面一盘木须炒肉、一盘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简单若此。
1922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他到纽约前，纽约的北大同学会组织一个专门接待蔡的接待委员会，陪同蔡考察。冯友兰回忆，他们到码头上迎接蔡，他仍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不惊动中国驻美的外交人员，如同一个老留学生一样独来独往，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内，和留学生在一起。
1935年，蒋梦麟、胡適、王星拱、丁西林、赵畸、罗家伦准备给蔡元培买一所房子，作为蔡70大寿的贺礼，让他用于藏书和居住。然后，随着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此事最终未成。
蔡元培一生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他去世后，有自香港回重庆的人对王世杰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医药费1000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厚德】
清季士大夫出行必以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谓：“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某次，某名流设宴于邸，以轿接蔡，蔡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己则徒步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轿役，蔡元培立为解释。蔡元培亦不坐人力车，谓：“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元培逃到青岛避难，得以幸免。蔡从青岛返沪后，每月必到狱中轮流探望章、邹二人（当时监狱规定每次只能探望一人）。邹容病逝后，蔡与其他革命党人将其葬于华泾。邹容墓前纪念塔修建落成时，蔡做了一次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据说陈其美就是因为听了此次演讲，回家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
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在报纸上读到胡玉缙的文章，对其颇为欣赏，便让教育部承政厅写信邀请胡到教育部任职。当时民国刚成立，写信之人沿袭清朝官场用语，开头便写“奉总长谕”。胡收到信后大加不满，写信向蔡抗议，认为“谕”是承袭了清朝的陋习。蔡接到信后，马上复函向胡道歉。胡见蔡的复函言辞恳切，这才同意到教育部任职。
蔡元培到北大之前，北大的教员学生都是大人老爷，校工们见了他们都要恭敬地行礼。蔡第一次到北大时，校工们排队向校长恭敬行礼，蔡见后急忙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鞠躬还礼。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此后，蔡每日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讨。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马担保。于是马顺利入北大求学。
有人嘲笑蔡元培的字如同鸡爪，蔡笑道：“余学黄山谷书，惜未得其长，而短处辄不能自掩耳！”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许是年已25岁，家中无力供他上学，经济困窘。两年后，蔡元培出长北大。此时，许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校长。他向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到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下就写，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蔡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10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冯友兰回忆，其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走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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