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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因校方派遣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罢课以示抗议，于是校长蒋梦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適继蒋之后发言。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载：“当时他（胡適）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杨杏佛是胡適的学生，一次大会上，杨大骂胡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来胡適家道歉。胡適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问：“怎么改法？”胡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羞得面红耳赤。
1930年4月，胡適致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后他又对王志维说：“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研究生韩某提交了一篇有关隋唐时期佛学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主任胡適首先对该文进行评点。胡的发言较长，正当他滔滔不绝之际，韩某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并不生气，只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纷纷表示，当然要讲完，胡这才接着讲了下去。
1934年1月，申寿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驳斥了胡適的观点，大有向胡挑战之意。而签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正是胡適本人。胡適不仅不介意申的观点，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1935年，申寿生发表文章，对胡適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直接进行批评，说胡的文章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再一次由胡適签发，胡在“后记”中这样说道：“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1934年，罗尔纲北上，因火车在山东兖州遇匪，车停了半天，误了钟点。罗到胡家后，才知道胡適已经两次到车站去迎接，‘w…r…w…h…u。c…o…m‘临睡前还打电话到车站问是否通车。
胡適从香港到北平，罗尔纲请胡从家乡广西将其妻女接来。罗的女儿刚两岁，罗妻陈婉芬抱着孩子，无法拿给孩子装吃食的盒子，胡適便一直帮她提着。他们途径上海时，孙科来接，胡適也一样提着食盒。
陈婉芬从广西家乡带来野狸腊干送给胡適。胡適以此宴请贵客，因野狸做法特殊，陈便到胡家帮忙烹饪。胡適觉得低亏了陈的身份，便亲自拿起久不使用的照相机，为陈和江冬秀同摄一照。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打电话给胡適，说想上门拜访，胡让他明天上午7点到，学生误听为下午。次日下午7点，学生到胡家，门房告知胡適已出门。学生正要回去，胡適却回来了。胡问：“上午在侯，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1937年，因《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向胡適求助。胡適马上联系商务印书馆，但此后因抗战爆发，全集终未能出版。
苏雪林曾写信给胡適，让胡和他一起攻击鲁迅，胡適回信拒绝，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季羡林回忆：“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邓嗣禹回忆，胡適任北大校长时，全校教授，皆可随时去找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一次，邓去胡办公室，“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適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
唐德刚常到胡適家中吃饭，唐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適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適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铭记终生。2005年，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无限深情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李敖曾发表文章《从读〈胡適文存〉说起》，后来胡適见到李，对他说：“啊！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適之还了解胡適之！”
张爱玲的姑姑对胡適异常崇拜，常常对着胡的照片喃喃自语：“胡適之这样年轻！”受了姑姑的影响，张对胡適敬若神明，但凡胡適说什么小说好，张立刻买来阅读。她写完小说《秧歌》后，写信给胡適，请胡適读罢指点。几个月后，原本不对胡適回信抱希望的张爱玲意外收到了胡適的回信，胡適在信中告诉张爱玲，《秧歌》他读了两遍，并指出了小说的亮点和不足，张深为感动。夏志清记载，1955年，张到纽约后，两次去拜访胡適，胡適夫妇热情接待，但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二人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適请张到中国饺子馆吃饭。张爱玲回忆这次分别：“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叶君健回忆，50年代他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小胡同中，邻居是个洋车夫，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拉胡適去北大或访友。洋车夫告诉叶，在他当洋车夫的生涯中，所拉过的顾客，只有胡適要算最没有架子和最平易近人。
晚年，胡適认识了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常在一起闲聊。一次，胡適心脏病发作住院。梅夫人来探望时，拿着一个芝麻饼对胡適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適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適以为，整个台北市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胡颂平回忆胡適：“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適因心脏病住院，医生不让他读书看报，他觉得无聊，便请求医生让他看些轻松的东西。医生说，读书看报需要用手拿着书，会影响身体，建议让护士为他拿着或读给他听。胡適一听要麻烦别人，便勉强同意停看几天书报。
胡適在台大医院住院，三名护士前来请教，她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句，有两个人读“回头”，有一个人读“回眸”，因为她们打赌，输的人要请看电影，所以特来请教。胡適让胡颂平查询后，对她们说，两种读法是应为版本不同，谁都没有错，谁都不用请客看电影。
一日，中研院数学所的某研究员穿戴西服革履，但没有系领带，胡適问为什么他打扮得这么齐整，他回答说要去参加喜宴。胡適说：“人家的喜事，要么不参加；你要去参加，就应该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戴上领带。如果你没有，我可以送你一条。”
台湾《自立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胡適谈话的报道，撰写该文的记者全凭他的主观臆测，超出谈话的范围去报道。一日，某大报的主持人来访，问胡適该报道中的谈话是不是真是胡適所说，胡適怕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受处分，回答说：“全是真的。”
陈雪屏请胡適到家中吃午饭，胡说：“事前没有通知太太，临时带客人到家里吃饭，这是美国妇女提出离婚的四十八个理由之一，怎么可以？”陈说：“今天是我的小姐做菜，不是太太做的。”胡適这才和查良钊一道前往。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讲话，说胡適晚年在中研院，下午饮茶时，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一次，胡適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他想到胡適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胡適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写下《非留学篇》一文，开头便道：“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胡適的英文老师亚丹问他道：“中国有大学吗？”胡適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胡適痛感：“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由是，1916年，胡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適曾告诫人们：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陈源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曾有笔墨官司，胡適写信给他们劝说道：“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千家驹回忆，胡適认为，青年思想左倾是应当的，他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青年骂他，他从不生气。千家驹感慨：“胡適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亦无第二人。”
胡適曾致力于传记文学，他曾力劝人写自传。蔡元培、毛彦文等人都听从胡適的劝告，晚年写了自传。1934年，胡適在一次宴席中遇到章士钊，他问章近况，章说：“现在吃‘流氓饭’。”胡適听罢无限伤感，劝章有时间一定写写自传，章一直记在心中，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
胡適终生关注教育，他于1934年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適曾写一封1600字的长信，力劝任鸿隽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写完后，他亲自将信送到任鸿隽处，并和任长谈两个小时。
胡適是无神论者。一次，梁实秋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適看后大惊，与其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的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適马上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胡適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