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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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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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適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適:“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適,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適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適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適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適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適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適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適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適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適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適“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適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適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適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適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適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適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適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適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適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適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適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適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適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適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適,胡適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適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適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適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適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適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適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適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適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適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適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適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共匪”,他一直表示反对,他说,人家是一个政党,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有人问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適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晚年,胡適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期间,在听胡適演讲时,斗胆向胡適提过一个问题,但当胡適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此后,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適,与胡適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胡適讲演,解答问题。

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征求过胡適的意见。1920年,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適和黎邵西(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適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支持胡適。当时毛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一批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等。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適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在写给胡適的信中恭敬地对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者谦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前夕,曾专程去拜访胡適,“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適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毛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胡在《每周评论》中发表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准备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一事,前去拜访胡適。他计划“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適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日后,胡適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马上致函胡適报告“驱张”后的形势:“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適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

抗战刚胜利时,胡適从美国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但毛没有回应。

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適,一名学生走进来对胡说:昨夜解放区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適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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