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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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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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吗?”北平被围困后,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適听后只是说:“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陈存仁回忆,抗战结束后,胡適到陈家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適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適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適进行了统战工作,但胡適不为所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適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又谈及胡適:“……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適在胡颂平家中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胡颂平问道:“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適回答:“不是。”胡颂平又问道:“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適回答道:“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据毛泽东说,他是由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的。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胡適看到后略带责备道:“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更接着说,毛的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何炳棣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適仍坚持原见,何炳棣不客气地指出:“胡先生,你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適忽然用英文说道:“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 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二人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场小小的争执。

胡適也对唐德刚坦承:“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適去世后,周恩来说:“胡適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

【诤臣】

1929年,胡適发表《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惹怒国民党当局,当时有人提议胡適为清华校长,蒋介石指示:“胡適反党,不能派。”

1932年11月28日,胡適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说,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时,胡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治国之道。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令胡颇为失望,对蒋的好感尽失。

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请胡適出任教育部长,胡婉言谢绝:“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请胡適到欧美争取支援,胡適与钱端升飞行9日后到达美国旧金山,钱端升呕吐不止,宣称今后再不坐飞机了,胡適则牙疼得不能嚼东西。抵美后,胡適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地演讲,争取美国各界支援。据后到达的张忠绂回忆,为了给国家省钱,胡適仅住10美元一天的房间,出门时,不敢让旅馆门口的侍者为他们叫车,因为叫车要给侍者两角五分的小费,而是走到街口或转过弯去叫车。此次赴美,胡適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薪水,钱、张二人也主动谢绝了。

1938年2月,三人使命完成后,胡適仍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有四五家大学曾邀请他到校任教,胡適考虑再三,均婉谢。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蒋介石请胡適出任驻美大使,胡適认真考虑一周后,终于同意,他复函蒋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適出任大使也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重视,胡可以直接找罗斯福交涉。罗氏对胡適印象极好,他连名带姓称呼胡適,以示亲近,并常邀请胡出席一些宴会,与胡比邻而坐,亲切交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第一个打电话告诉胡適这一消息。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適博士媲美。”

胡適出任驻美大使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没有人比胡適更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况,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况。胡適因国民党内部斗争卸任后,该报发表评论表示遗憾,称:“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适的人选了。”

1938年,胡適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適赋诗一首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適到各地做了几百次讲演。大使有一笔特支费,但胡適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不动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一位名为阿拉耶的美国人听了胡適的演讲后,深为感动,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动人的演讲,更让他激动的是,这位中国大使和他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回家后,他对夫人讲起了这位中国大使,并商量去拜访胡適。这时,胡適突发心脏病住院,阿拉耶得知后,请美国华侨首领李国钦给胡適送去100美元,说是捐赠给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并请胡適安心养病。胡適拿到钱后,当即也向医药助华会捐赠100美元,李国钦见状跟着捐赠100美元。次年,阿拉耶不幸去世,12月17日,阿拉耶夫人再次到中国大使馆,交给胡適100美元,请胡代捐给医药助华会。以后,在胡適的大使任期内,阿拉耶夫人每年都会拿出100美元,与胡適、李国钦各捐赠的100美元一起,送往医药助华会。

出任驻美大使4年间,胡適做政治和学术演讲400多场,他坚持自己起草讲稿,为了节省开支,外出演讲从不带随从。他曾写信给王世杰说:“我在此3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让胡適出仕,胡適先以北大校长不能兼任政府官职为由婉拒。蒋又让他担任国府委员,说这不是官,胡適再次拒绝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胡適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1948年,蒋介石利用胡適为自己的总统当选铺路。蒋先在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上,表示自己坚决不当总统,要推举胡適为总统候选人,当时会议中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同意外,其他人均表示反对,他们罗列了反对胡適的原因后,一致表示还是“蒋主席”最为合适。蒋在日记中说,利用胡適是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并于事后请胡吃饭表示歉意。

蒋介石如愿当选总统后,据说,有人提出让胡適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脸色一变,道:“书生不能办事。”

1948年12月17日,胡適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宴请胡適夫妇。蒋平日请客从不备酒,此次特备酒为胡適贺寿,胡適甚为感动。但当助手胡颂平奉蒋之命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极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国民党内要求胡適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蒋介石请胡適吃晚餐,劝他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胡適又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但胡適致函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適连发三封电报,分别给阎锡山、杭立武、蒋介石,坚辞外长一职。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页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同年4月6日,胡適再次赴美,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希望挽救国民党的命运。4月21日,胡適抵达三藩市时,得到共军已渡长江的消息,胡適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此后,他发现运用私人关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时,便闭门谢客,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胡適的小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適划清界限,称胡適为“人民的敌人、反动分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刊登此事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適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適却搬出当年蒋经国在苏联时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

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適、雷震等人准备办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鼓舞军民。按照胡適提议,仿照戴高乐在国难中办《自由法国》,为此杂志起名“自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自由中国》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

《自由中国》创刊时,胡適说:“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平易而正确的见解,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的同胞。”

1952年,胡適应蒋介石邀请回台讲学。台湾一时万人空巷,争睹其风采,蒋经国亲率代表前往接机。胡適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说:“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胡適在为其所写的文章中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以艾氏为榜样,做到《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胡適应蒋介石的邀请答应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大为高兴,不仅从自己的稿费中拨款为胡適盖房子,更是亲自到中研院参加胡適的就职典礼,称赞胡適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院长重任。但胡適却发言反驳说,学术与道德无关,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并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脸色大变,从此再未踏足中研院。

1960年3月“总统”选举时,已连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违反宪法,准备继续执政。胡適对此极为不满。选举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希望他不做第三任“总统”,并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同年,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適,立即致电行政院长陈诚说:“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他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是年11月18日,胡適对蒋介石说,雷震一案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蒋却刻意问胡適,有人说胡適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適忙说蒋的话太重,说“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

雷震被宣判那天,胡適一个人在家中用天九牌玩“过五关”,记者来采访,他说:“你老远地赶来,关于雷震案我只有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你这样辛苦一趟,恐怕也是大失望吧!”

雷震入狱后,胡適没有去探监,以至于被殷海光、聂华苓等人痛批严挞。记者曾问胡適为什么不去探监,胡適并不正面回答,只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伤憾】

1929年,胡適因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他不愿因个人行为影响中国公学的立案问题(因为中国公学是私立学校,不立案得不到政府认可,所发文凭如同废纸一张),影响学生前途,便提出辞职。学生们不愿让他辞职,召开大会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走。”胡適于是召集学生开会,对学生进行劝说。学生深受感动,泪流不止。吴晗日后回忆说:“胡適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

1930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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