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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孙女一直跟随沈从文老两口，但她的户口在自贡，沈从文想让孙女在北京借读，却难以实现。两位老人不愿求人，只会正襟危坐于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所属的教育组门口，听候传见。沈从文联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学之事，不禁悲从中来，深觉自己一生非常失败。
1978年，在当时的中央副秘书长、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终于从他工作了30年、也郁郁寡欢了30年的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到历史所后，他才从副研究员转正为研究员，王亚蓉也调到他身边，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乔木了解了沈家住房紧张的情况后，带着当记者的儿子亲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后，胡乔木与儿子商量，准备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腾出来给沈从文夫妇，让儿子去住沈家的两间平房。但这个方案被主管部门否决了。由于胡乔木的关心，沈家的住房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胡还将沈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解决了沈的医疗问题。自此，沈从文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1979年，马逢华回到大陆，提出想见沈从文，但接待处却说没有这个名字。马让他们再好好查查，说沈是有名的小说家，从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让他们到作协查查他的下落。结果次日，来人回复，已经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调到四川去了，让他下次回国再说。
次年，女作家聂华苓回到大陆，提出要见见沈从文，由于她字写得太潦草，工作人员把“文”字看成了“又”，回来对她说：“找不到沈从又这个人！”
晚年，沈家每日宾客盈门，有前来拜访的朋友、学生，更多的是各地各处前来请教之人。尽管因为沈的身体原因，门前挂着不见客的牌子，但收效甚微，而搬家后，老朋友过访，临走沈再三嘱咐要千万保密，但没过几日，屋内又高朋满座，谈笑声喧了。
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沈从文去世之前两个星期，李辉去看望他。李辉回忆，他坐在他的那张老藤椅上。因为久病，显得尤为虚弱，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左手也极少动弹，一直放在腿上。虽然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思路尚清晰，谈到往事时，记忆力依然让李吃惊。他说到高兴处，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憋上好久，才呵呵地发出笑声。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逸事】
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原靠卖马草为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参军，25岁便任贵州提督事，30岁左右便早逝。沈宏富没有留下子女，其夫人为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娶了一位苗女，生下二子，长子是个傻子，次子沈宗嗣便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出生后，过继给沈宏富。沈从文的亲生祖母因是苗人，当时苗汉通婚所生的孩子没有地位，不能考科举，在孩子过继给沈宏富后便被远嫁出去，沈家还为其造了一座假坟，假托已经逝世。
沈宗嗣从小习武，后从军，曾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任天津大沽口炮台提督的副将。辛亥革命后，他曾参与竞选湖南省议员，失败后，赌气来到北京，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行动失败后，他逃到热河，此后改名换姓，重新开始了戎马生涯，直到袁去世才和家人联系。沈从文自1911年后只于1922年见过一次父亲，此后，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再未谋面。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之名是当兵时的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他刚升任司书时，肖问其姓名，得知叫“岳焕”后，取《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沈起名“从文”。
沈从文曾在北大旁听，他听得最多的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有一次，沈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
沈从文第一次去燕京大学，其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董秋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带沈去看电影，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急忙跑到前排，选了一个中意的座位坐下，神情还有几分得意。董很奇怪，他不明白沈为什么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前排座位。后来才想明白了，原来这是沈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
在香山慈幼院期间，沈从文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还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沈从文晚年在《忆翔鹤》中提及往事，颇为神往，感叹自己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却是为稻粱谋。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也马上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沈家用人）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的武器竟是一把牙刷。
沈从文为两个儿子取名龙朱、虎雏，都是他的小说的名字。张兆和晚年解释说，孩子生下来，沈一时想不出名字，就用了小说的名字为孩子们命名。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生存，沈从文有时也会写一些勉强凑合的小说。30年代初期，沈为他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为唐代道世法师根据各种佛教经典编撰而成，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中的故事改写，就属此类。抗战期间在昆明时，他坦率地向沈讲了自己的看法，沈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等人一起逃离北平。为防不测，他们都编造了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的，朱光潜是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是洋行文书。出发时，朱光潜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忙说：“哎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在钟开莱的记忆里，沈从文小小的，很温和，没有任何架子，说话轻轻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到高兴之处，总是眼睛眯起来，声音轻得都快听不见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在昆明时，沈从文和钟开莱住得很近，他每天奋笔疾书，有时写累了，就敲门到钟的住处坐会儿，但从来不留下吃饭。一次，钟去找他聊天，敲了半天没人应门，再敲，沈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面部表情极为紧张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忙，你改天再来。”
新中国成立前，马逢华经常到沈从文家住的中老胡同做客，沈从文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谈话中，偶尔还会分神叮咛正要出门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出门以前各人先要检查自己裤子的拉链！”
新中国成立后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人还以为沈是开玩笑。
沈从文的书法很潦草，钟开莱说有十分之一不认识。黄永玉记载，一次沈从文上朋友家去，见墙上挂着书法条幅，以为是明朝哪个书法家的手笔，便大加夸赞，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提醒他，这正是沈自己的大作。
黄永玉回忆，一年，沈从文给朋友写了一幅字，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字盖着小字，他还在字里行间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中的某两个字，告诉观者说：“此二字甚好。”
沈从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一间小屋里编写古代服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晚，他必以写字消遣。写后，不论大张小幅，随手丢进书案旁一个又高又大的废纸篓里。每次荒芜去拜访他，离开时，总是从纸篓里拣出几幅带走。荒芜说，那些墨迹后来都被朋友当作宝贝给拿走了。
70年代，萧离去拜访沈从文，中午时分，正赶上倾盆大雨，沈从文坚决留客吃饭，说他自己动手。时间不多，沈从文便将小饭桌上的图书推开，放上了几个盘碗，都是青花、粉彩等名贵瓷器。盘中既有面包牛奶，又有辣椒豆豉，等饭吃完，萧离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等沈从文想起炉子上还有半锅粥忘了待客时，窗前的小厨房冒起了一股黑烟，原来粥早已熬糊了。
林斤澜曾经采访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当时林谈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灯》，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沈听罢高兴地说：那是备课示范。他又表示小说还有这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林斤澜转而问夫人张兆和，张回答：“啰里啰唆。”意思是说沈的文章写得啰唆。林再问，张还是回答：“啰里啰唆。”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80年，在姨妹夫傅汉思（美国人）、余英时、金介甫等人的努力下，年近八十的沈从文赴美讲学。姨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开了头，便有些滔滔不绝，大有“大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文洁若在《忆沈从文》中也回忆，由于萧乾替沈从文张罗住房，引起误会，二人在1975年以后未再见面。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