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周作人博览群书。一次，张中行从地摊上买到一本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是有趣。后来张在与周的闲谈中提及此书，周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如同刚刚看过。到周家串门的朋友学生都知道，周作人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每天都要动笔写作，说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修改，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三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洁若曾搬出原稿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得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曾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冰心晚年回忆老师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系。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卜乃夫曾回忆上世纪30年代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儿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周作人满腹学问，但不善言辞，说话带着浓厚的绍兴口音，极不易听懂，走上讲台后，常让人觉得他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开始讲课。学生形容他讲课如同拜伦笔下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吴晓铃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授课时，给学生打分全部是中庸之道的M（成绩分为五个等级：优（E）、良（G）、中（M）、平（P）和劣（F））。燕大注册科的人找他说，五等应一应俱全。周答应改评，将成绩全部改成E后，从此便不肯到燕大兼课。
周作人曾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梁实秋回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很是满意。
何其芳在《论周作人事件》中写道：“据他（何的某位同学）说周（作人）上课总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课后便慌忙地离开学校，因为他怕‘庸俗’的学生们去麻烦他。在街上他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地嫉妒着鲁迅先生。他曾经对我那位同学说，‘人们都说鲁迅对青年好……’他的意思颇不以为然。……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级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书时才是周作人。”
【少年】
周作人幼时，与妹妹端姑睡在一个房间里。一次，周觉得妹妹的大拇脚趾很是可爱，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来，大人闻声赶来，才知道是周的恶作剧。当时周作人正患天花，传染给了妹妹，周后来痊愈，妹妹却不幸夭折，去世时不满周岁。
邻居李家住着一个四五十岁的房客，个子很高，却留着细小的辫子，戴着一顶方顶的瓜皮帽，样子很滑稽。一次，有户人家嫁女儿，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后面，扯他的小辫子，由于辫子深压在帽子里，一扯动，帽子便飞了。此人也不生气，回头问周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吗？”周作人见他的态度极好，下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少时，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首先遇到的烦恼事就是被臭虫咬。臭虫咬人既痛又痒，还起很大的肿块。周将一盘凉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找臭虫，找到后便将臭虫拨到盆中，不一会儿盆里就浮满了臭虫。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条糕干作为点心，但周总是不够吃。他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伯宜公从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儿孙，无不痛骂，平常不骂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学堂考了倒数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骂道：“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
少时，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两个叔叔周冠五、周呜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个少年故意站在船侧两舷，将船摇晃得此起彼落，颠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儿吓得大哭，德姑姑出声制止，但四人却不买账，仍将船晃得像醉汉一样，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个人在德姑姑家的楼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热情，每餐给他们做四大盘四大碗的全荤菜，盛一桶米饭。为了捉弄德姑姑，四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有时将四大盘吃干净，四大碗不动；有时又将四大碗吃干净，四大盘不动；有时则只吃饭而不动一筷子菜；有时将一桶米饭全吃光，有时只吃半桶，有时却又颗粒未动。楼上设了两张床，德姑姑让他们两人睡一张，但他们全挤在一张床上睡，另一张空着。德姑姑怕他们晚上饿，给他们每人准备一盒点心，他们却故意半夜假装抢东西吃而发出打斗的声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来查看，他们却又寂静无声地假装睡熟了。
德姑姑在楼上设了一个便桶，方便他们夜间之需，但他们却成天待在楼上，让他们上街，不去，看戏，也不去。大小便无论日夜都撒在便桶里，还不让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盖浮起来了，才让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气得德姑姑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但到他们真要走时，德姑姑却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后已隐隐有雷声，天气极不好。但因继母蒋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话，德姑姑起了误解，一定要回家去，众人怎么劝说也不肯听，说：“死也得去！”说罢便出门坐上了回家的船。没过多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传来，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尸身次日才被捞起。
父亲去世，大哥鲁迅到南京求学，家中收租完粮的任务便落到周作人头上。周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他结识了一名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小流氓），两人一起闲逛，但并不真去惹事。游荡到半夜，两人就近吃点夜宵。一次，他们在一位寿材店老板开的荤粥店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这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不禁失笑。这种便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与几位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留学，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当时几个人正是年轻气盛，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所以上厕所时总是用报纸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恶。旅店的住客联合抗议，对他们说愿意提供上厕所用的草纸，请勿再用字纸。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屈服。
【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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