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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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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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慨叹道:“门徒害夫子!”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斗士】

绍兴周氏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族人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鲁迅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鲁迅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在南京上学时,鲁迅回绍兴家中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此时鲁迅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以便到中国,或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到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lǜ)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lù)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随即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得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老实诚恳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吗?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1935年底,史沫特莱曾劝鲁迅到苏联休养,鲁迅却不愿意去。一来,他不认为自己病了,二来,他觉得到了苏联不能及时看到中国报纸,又语言不通,而且,这样便有人说他逃避战斗,他要留在国内坚持战斗。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攻诋】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適,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適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不过循理论,厌世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很深刻的。他时常攻击我是理想的人,说:‘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坛中人不乏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名叫周伯超的人写信给鲁迅说,有人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他认为“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鲁迅病重时,与徐懋庸论战。王春翠回忆,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正与鲁迅论战的徐懋庸十分悲痛,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朋友。我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了!”出殡之日,徐去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行前,他对王说,他是冒着可能遇到的冲击而去的。

【爱憎】

鲁迅言:“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他曾对李霁野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到自然的时候,他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将月亮拿出来用一用。

有北大学生在课堂上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我不爱。”学生问为什么,鲁迅答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的。”又一次,他谈及不喜林的原因时说:“她是痨病鬼。”

鲁迅与斯诺谈起阿Q,大笑着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者国家呢。”

川岛回忆,鲁迅不爱去素菜馆,因为一般的素菜馆中,常有一些仿荤的菜,或素菜荤名。鲁迅认为,如果有人愿意去吃鸡鸭,就吃好了;既然要戒杀生、吃素持斋,就应忘情于鸡鸭鱼肉。所以,素菜荤名,实在大可不必。

《百年五牛图》的作者梁由之认为,鲁迅的大爱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周海婴,而是周作人。

鲁迅曾对同住一院的远方表兄阮和森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阮不解,问为何有此说。鲁迅答:“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哪,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徐梵澄回忆,鲁迅似乎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常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孙伏园说,鲁迅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间谍),某人是Traitor(叛徒)。他待朋友,朋友待他,都非常义侠。他的朋友都是古道热肠的,比如鲁迅建北平寓所时,教育部一位李先生帮忙最多,鲁迅后来对孙伏园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鲁迅谈及和朋友的关系时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他的朋友中,宋紫佩、范爱农属于前者;钱玄同、林语堂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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