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9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