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