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
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
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电子书），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逸事】（缺）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