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周礼全回忆：“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一个知识论系统。我的观点是属于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一派的。我在论文中也几次批评了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我颇为得意地把论文交给金先生。他约我大约一星期后去他住处面谈。后来，我按时到金先生的住处（当时他住在昆明园通公园中梁思成先生家里）。金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又对我的答辩进行批评。我又为我的答辩辩护。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梁先生家里的人推开门来看，是否我同金先生吵架了！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我告辞时，金先生把论文还给我。我在回联大的路上翻阅了我的论文，看见金先生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我现在还记得的批语有：‘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你现在不也承认了外物吗’？我当时感到很失望，而且还担心金先生会给我一个‘不及格’的评分。但是，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我不但及格，而且评一分还是相当高的。”
又一次，金岳霖与周礼全就一个哲学理论进行讨论，周说金的理论不够清楚，金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气得脸都涨红了，从坐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紧盯着周。周此时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盯了一阵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他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一星期后又上课时，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比平日更亲切地叫周坐下，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的演讲主题是批判形式逻辑。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务必要保护好视力。
每逢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王，王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却都没说话，他很是纳闷儿，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笑，仍不说话。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大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惶恐不已，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
1977年底到1978年初，金岳霖因肺炎住进医院，连续多天夜里神志不清，不停说胡话，早晨醒来后，才能认出人来。每次醒来，他总是大声叫道：“啊，×××啊！你辛苦了！”他躺在床上，或扬手致意，或将右手放到耳边致敬。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好酒、好茶送给大家以示感谢。
1982年，金岳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大会上，欧阳中石走到金岳霖的轮椅前向金致敬，谁知金问旁边的人说：“他是谁？”旁边的人答道：“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他了？”金很严肃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欧阳听了此话心中内疚，因为这几年他很少去看望老师。几日后，金让人捎信给欧阳，问为什么不去看他。欧阳中石便和刘培育等人一起去看望金。进门前，欧阳对其他几个人说，不要介绍，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结果一进门，金岳霖就叫道：“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忙走过去，金岳霖拉着他的手说：“开玩笑！你，我会不认识？岂有此理！你们知道吗？他可调皮嘞！”
晚年金岳霖住在干面胡同，邻居的小孩子经常向金岳霖要烟盒，金岳霖就将烟盒积攒起来送给孩子们玩。干面胡同的小孩儿很多，常在院子里嬉戏，楼里的老先生们觉得孩子的打闹声太吵，无法安心工作，便联名上书请相关部门进行约束。有人让金岳霖在联名信上签字，金拒绝了，他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
叶秀山回忆，每次金岳霖坐着平板车经过前院时，满院的小孩儿高声喊“金爷爷”，而金岳霖则以他特有的方式“喔喔”地和他们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
【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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