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书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记得。他常对冯说：“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王雨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在清华开知识论课程，他坐在椅子上讲，让学生们自由讨论，他边讲边提问，课堂上师生之间不时展开热烈的争论，当听不清楚发言时，他便将右手举在耳边以示用心去听，听到高兴时，他会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哎”一声，用手一压，以示兴奋。
我国逻辑学教材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金岳霖60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以此书为蓝本的其他逻辑类教材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1922年，留学欧洲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即“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殷海光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思维方面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刊载于报章，金岳霖曾对他进行规劝。金岳霖晚年回忆：“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金岳霖晚年思省：“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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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金岳霖字龙荪，生于1895年七夕，据其侄儿回忆，金父七夕之日从外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得知其夫人正要分娩，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
少时，金岳霖对衣服很是挑剔。他喜欢花衣，即一种上面有蟠龙、下面有海水江崖图案、前后左右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有一次母亲带金岳霖出门做客，让他穿着绿袍红马褂，金岳霖死活不肯，一向对母亲很顺从的他为此和母亲闹了一场。
金岳霖觉得，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前来参观，胡美问金伙食如何，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金岳霖被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岳霖在回家途中遇到房东古德太太。房东太太发现金的脸色不是很好，便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金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鹅湖边绕湖而走，这下吓坏了古德太太，以为他欲寻短见，忙紧跟其后，还找人帮忙，劝他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赵元任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向他们借钱，杨以为他生活困难，便借给他30元，并打算等自己的钱汇到后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多玩几天。
1924年，金岳霖写信向国内的徐志摩借钱，说若再没钱，他就要跳河了。当时的徐志摩正因为向林徽因求爱被拒而苦闷，他复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中国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应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
为追求林徽因，徐志摩欲与时已怀孕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但无论徐如何坚持，张就是不愿离婚，徐颇为苦恼。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朋友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徐志摩向朋友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徐又问找谁做替人好。大家都说徐的好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未结婚，最好徐将张幼仪移交给金。不料金岳霖也在此处吃饭，与徐等人仅一道屏风之隔。金听闻后，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招呼“嘿”，满座为之大惊。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一起办《哲学评论》，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此事要求他们回话。当时众人决定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麟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金岳霖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虽不赞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捺不住，两三次准备站起发言，都被金揪住了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就此事向沈有鼎道歉。
但据任继愈回忆，金岳霖曾对他们说，沈有鼎第一次站起来想要发言时，被金拉住了，第二次，沈乘金不备，猛然站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但沈并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
长沙临大分配宿舍时，大家觉得金岳霖比较洋派，便让他和英国教授燕卜荪同居一室。金岳霖每次一进宿舍，就闻见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堆越多，故而臭气熏天。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在金家聚会，他们称之为“星六聚会”。“星六聚会”客人极多，五花八门，陈岱孙回忆，常客为学界中人，多为北大、清华、燕京的同人，也有金的学生们；学界中人也偶尔有外籍学人，如哈佛大学的校长坎南，由女儿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也有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士；陈还曾碰上过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几位青年演员，遇到过几个玩蟋蟀的老头儿。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被他称为“湖南饭店”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一次，金岳霖的侄儿金鼎汉去看望叔父，金岳霖对金鼎汉说，他很喜欢李清照的词，特别是《声声慢》。金鼎汉说：“我也很喜欢这首词，但这首词里有一个矛盾。”金岳霖问：“什么矛盾？”金鼎汉问他：“黄花是什么？”金岳霖回答：“黄花当然是菊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嘛！”金鼎汉又问：“乍暖还寒时候，是什么时候？”金岳霖说：“是春天，早春。”金鼎汉接着问：“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应该是早春吧？”金岳霖回答是。金鼎汉继续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怎么又到秋天？”金岳霖一下被问住了，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得好好考虑考虑。”金鼎汉没在意，谁知回北大后，接连收到金岳霖的好几封信，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金岳霖认为，“乍暖还寒时候”肯定是春天，这一点毫无疑义，只能认为“黄花”不是菊花，而是早春时节的迎春花或连翘花。
杨步伟在昆明买火腿，店家让她用长铁针扎进去，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坏再买。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来访，杨步伟便告诉他们买火腿的方法，金听后极为兴奋，马上说：“我们这就去买。”三人到了店里，店家拿来一个火腿，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换了三四个，店家起了疑心，问道：“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吗？”金解释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杨步伟和张奚若大笑不止，忙叫金不要再换了，杨步伟将金打过针的火腿都买了下来，店家煞是欢喜。
30年代，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并担任哲学会的会计，一任就是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通货膨胀，金所管理的700多元经费变得不值几文，金还曾考虑，是否应该赔偿损失。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一文中，对学生殷海光和王浩进行了批判。在海峡彼岸的殷海光读到此文后，“思绪起伏不定”，但当有人撰文批评老师时，他立即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他说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身在大陆的老师考虑。
陈修斋回忆，一次他和金岳霖在办公室闲聊，谈到了养鸡，金说，南方许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湖南，每到春天小鸡开始成长时，就有人专门到各村各户为人阉鸡，公鸡阉了之后极易增肥，肉也好吃，但北方没有阉鸡。金当即就说要打个电话给副市长吴晗，让他抓一抓这件事情，可以首先在北京推广，改善北京人民的食品状况。
5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三人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由于三人都不会俄文，点菜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连吃饭都要翻译陪同。一次，翻译外出，到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三个人只能干瞪眼。金岳霖在招待所走廊上，用英语和法语大叫：“能说俄文和英文的同志们请出来！”结果无人理会，一直等到翻译回来他们才吃上饭。
昆明大观楼有一副长联，上下联一共90字，一次，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还有吗？”谢说：“我回去给您抄回来。”毛答：“不必，我背得出。”金岳霖说：“大观楼的长联我也背得出来。”说完他便开始背诵，抑扬顿挫，声音朗朗。
1981年，已是86岁高寿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1981年春节，他大病一场，近乎瘫痪，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对学生刘培育说起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棉花产量增加的事情，并且自我安慰道：“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癖好】
金岳霖是一位美食家，喜欢西餐，对中外各种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晚年他说自己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文革”中，他的唱机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抄走，他便时常将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金岳霖爱听“无声的唱片”。
罗常培一次对学生介绍金岳霖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宓）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金岳霖对小说的喜爱。他看过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喜爱，据说他还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岳霖喜读清代张船山、黄仲则的诗作，到晚年还能背诵，他得知学生陈克明也喜欢二人的诗后，异常欢喜，问陈有没有二人的诗集，得知陈有后，当即让陈借给他阅读，并再三保证看完后归还。过了一段时间，金岳霖让厨师老汪还回诗集，几个月后，又托人借了回去。
邓以蛰（邓稼先之父）是大书法家邓完白之后，对中国画的鉴赏极有造诣。他常给朋友们讲画，指着一幅作品说：“你看这一笔！”听者巴巴地等着他接下来的高论，谁知接下来他什么也不讲了，道理尽在不言中。而金岳霖颇能理解这种不言之教，也常学邓的姿势取乐。对于书画，金岳霖并不评论某一作品的真伪，而用喜欢不喜欢来代替。
金岳霖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他喜欢摆几个大苹果在桌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观赏。抗战时期在昆明，他很喜欢当地产的大橙子和铁皮大石榴，选几个大的摆在家中观赏。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客厅靠墙的长案上，仍然放着一长列水果，季节不同颜色也各异：殷红发亮的大苹果，浅绿、白里透红的大水蜜桃，黄澄澄的大鸭梨……
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对苹果的热爱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买几个苹果，以供观赏。他的视力较差，出门时还常戴墨镜和半月形的遮阳帽，大家怕他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