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81部分

西南联合大学创办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此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随着战事深入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初到台大时，傅斯年给教授们每人发了一封信：“不定在哪一天，我也许跟教务长，跟你们贵院的院长，贵系的系主任，到你的课室来旁听，请你不要见怪。”结果，他真的去旁听一些教师讲课，不合格的便解聘。傅斯年执掌台大的两年内，不续聘的教员达到70多位。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

到台湾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受到排挤，便找到傅斯年，表示想进入台大。傅考虑到他是金岳霖的得意弟子，时台大又缺逻辑教师，所以同意殷来台大任教，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殷海光果然只论政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精神，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殷海光评分极为严格，期末时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到傅斯年处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傅斯年重视国学教育。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亲自命题，其中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有两个学期国文学《孟子》全书与《史记》选本。

傅斯年常说：“我不能看着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困穷而被摒弃于校门之外。”傅斯年在台大设立奖学金，支助贫困学生，他生怕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最初台大只为大陆学生设立奖学金，后他见台湾省的许多学生家庭也很贫困，又专为台湾省学生设立奖学金。

1950年1月，有传闻称傅斯年行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台大校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与国民党关系良好，所以能为台大争取到更多的经费，他常半开玩笑说：“胡適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適能干。”

傅斯年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李祈曾到台大任教，但李因单身一人在台湾，总是闹着要走。为了留住李，傅斯年破例给她配备了住房。一次，李祈神色慌张地冲进傅斯年的办公室，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接触到她腿上的皮肤，她怕染上“狂鸭症”。傅听后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但李坚持让傅买下鸭子，送到医院去化验。傅只好照办，证明鸭子没有疯后，李祈才安心。傅幽默地对李说：“（你有）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自任台大校长以后，无论寒暑，傅斯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2点。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工人为此总是抱怨，而傅的司机也只能在福利社吃晚餐。秘书那廉君说校长办公室“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所差的只是唱戏是唱完一本再来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

到台湾后，傅斯年唯一的一次娱乐，就是陪夫人俞大綵一起看了场电影，以后谈到娱乐便聊这部电影。他在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后来病情加剧，实在无法再写，他不得不请那廉君代理记录。为了工作方便，那廉君就住在傅宅，两人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一篇短序，全文用菜肴做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等，乍一看还以为是餐馆的菜单。

陶希圣回忆，12月14日，也就是傅斯年去世前五日，他到傅家聊天，傅说他为一家报纸写了篇两万字的稿子贴补家用。他准备用这笔稿费托人从香港帮他买一套西服，但将稿费和家中存款加起来，只够买一件上衣，傅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傅斯年去世后，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稿费去制作御寒的棉裤了。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偕妻子赴台大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傅斯年墓前。何兹全在自传中回忆道：“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铁腕】

傅斯年素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他对自己的先祖傅以渐不抗清复明，反而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投靠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发表声明道：“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他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不满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平的伪教职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进行辩护，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他说：“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过于严苛，但对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傅斯年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傅斯年的声明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他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几年后，傅撰文炮轰宋子文，周称这是“狗咬狗的玩意儿”。

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便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与傅理论。1946年2月之后容庚与顾正容往见傅斯年，容庚回忆：“他以为我是代表伪北大教员来请他回去，说我们污辱北大，声色俱厉。我大声抗辩，激得他拍桌大骂。他的妻以为我们打架，下楼窥视。我正告他我是到广西大学教书，已经脱离北大，北大三千同学你如以为无足轻重，让他们投奔共产党去好了，你以为不对，应当到北京好好收拾。”“他被我说服而态度缓和了，他说明了一时不能到北京的原故。”但次日，《新民报》仍登载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的新闻。

李济感佩傅斯年的办事能力：“他有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子把这一群人带回去。”

【革新】

胡適到北大任教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適，经常去听他讲课，并邀同学一起去胡適家中请益。在胡適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赞同新文学，“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最早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適讲课的是顾颉刚，所以顾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表给校长的公开信：《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故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曾为傅题词道：“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同年，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学生成立了倾向于新文化的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杂志。1919年元旦，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该刊的目的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并“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留洋】

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与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抵英国两周，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闻讯急忙追至法国马赛拦截，才知道俞是因为恋家（时俞刚与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婚不久），所以要回国。傅苦苦劝说，但俞仍坚持回国。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適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某日，傅斯年、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约好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带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打开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本的地质学书籍。平日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看见此书便笑着说：“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请他们吃茶点，约的是下午三点，但赵氏夫妇吃完午饭就去了傅的住所。到后，二人发现，除了点心外，满桌是冷肠子肉之类的食品，二人虽喜欢，但因刚吃过饭，没能多吃，反而请客之人狼吞虎咽，将食物全部吃光。杨步伟感慨道：“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听罢气愤地回道：“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闻言颇觉歉疚。傅斯年又说，他们有点钱都用于买书，有时吃饭常常只是两个小干面包，甚至俞大维为减少日间的开销，夜里起来读书学习。杨步伟听罢，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

由于国内政局混乱，留学生的官费供应时断时续，所以留学生们常常窘迫不堪，过着半共产的生活。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张元济借得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不多日，罗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傅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窘况：“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法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得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离职的消息后，傅斯年急忙写信致使馆向朱催要官费。朱将责任推给了继任者。但继任者对傅斯年的催款信不予理会，迟迟不做答复。傅斯年大怒道：“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傅斯年崇拜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陪其同游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于是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发现傅不见了，便折回去叫他。回来后，蔡问傅在看什么，罗说，他看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雕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细听原来是温庭筠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