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94部分

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

李叔同到两级师范任教的第一堂课，便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开学前几天，李便将学生们的学籍登记册拿了回去，用心记下学生们的名字。

丰子恺回忆：“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地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李鸿梁回忆，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每周他让学生将上周教的曲子弹给他听，觉得满意的，他便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或“尚可”等字样。如果不满意，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话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这里）好像有点勿大里对”（这里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还要延长一点”等等。学生也不用辩解，因为即使辩解，他也决不再讲第二句话。学生只好赶快退出来，回去继续练习，等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上美术史课时，李叔同总是提前搜集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附记在纸条上，拿给学生看。在每学期开学前，他便将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

李叔同总是利用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睡觉前的这三段时间为学生们进行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这两门课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这几段时间轮流前去受教，而李叔同则无法休息，他总是将午饭和晚饭提前，从早忙到晚。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学生，而由他执掌的音乐、图画两课程也成为学校极为重要的课程。

1915年，李叔同让学生李鸿梁到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去代课。见面后，李叔同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李鸿梁看，详细告诉他学校里的情形，并嘱咐道：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因为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因为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还有那个管理房间的工友，你须注意等等。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回忆，李叔同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书桌上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

初入佛门时，弘一法师曾要求自己：“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丰子恺回忆道：“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弘一法师晚上收到邮寄来的快函，并不启封阅览，只是说，不管有任何要紧事，也要明天再办，何必急急自扰，妨碍睡眠。

弘一法师曾同时备步履四双，有人问何故，答曰：一礼佛着，一闲时着，一外出着，一如厕着。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对人承诺，故坚持守诺，等到中秋节后再离开。随后战火蔓延，上海已是炮火连天，相较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便写信劝法师暂留青岛。然而，法师仍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陷落的前几日，法师抵达上海。二人几年不见，彼此都觉衰老。法师见夏面带愁苦，便笑着劝慰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法师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回厦门。第三天，夏丏尊前去看望。法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法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此等风光，夏丏尊佩服得五体投地。后夏将其与法师的合影寄给丰子恺，并附信道：“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黄福海到福林寺看望了弘一法师，几日后，一位小和尚奉法师之意给他带来一幅小中堂，及一大卷书件。黄福海打开一看，发现除了书件，还附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碎纸条。小和尚解释说，纸条是他以前送给法师的纸张，裁了书写后剩下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黄听罢对弘一法师之惜物很是感叹，小和尚见他惊讶，说道：“我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准备补缀破衣裳呢。”

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亦幻法师回忆，弘一法师在白湖时，静权法师、炳瑞长老、静安长老等人均在，“诸位法师围坐在一桌吃饭，因为是罕遇，反把空气变得太严肃了。胃口一点都勿开，没有把菜吃完就散席。我统计这次的聚餐，说话只有寥寥两三个请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动作，倒有数十次之多呢。故我无以名之，曾名之为‘寂寞的午餐’”。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讲律，主讲《随机羯磨》。上课时，他并不坐在讲堂正位，而是在一旁另设一张桌子，与众共习，不以人师自居。因为身体虚弱，他每堂课只讲半个小时，言语精练，不说多余的话。他每次课前都花很长时间准备，湛山寺的火头僧回忆，第一天开讲临下课时，弘一说：“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这次开讲头一课，整整预备了七个小时。”

病重时，弘一法师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乖僻】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弘一）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晚了五分钟到达，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还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在浙一师任教时，李叔同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请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外出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听罢，狼狈起身逃回自己房间。学生们不禁大笑。

弘一法师曾自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但李叔同却写下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到厦门时，厦门正处于危亡之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