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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今回忆，弘一法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入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做住持”，因住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每到一处，弘一法师总是要求对方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和尚。他到南普陀寺后，寺里请他住到环境优美、条件舒适的兜率陀院，他拒绝入住。后经再三劝请，他虽勉强同意入住，但特别申明待遇要与众僧相同，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院中的桃树所结果子成熟，寺里曾给他送来几个比较好的桃子。但法师拒绝接受，坚持所有果子需由常住统一分配，自己决不能有例外。
受青岛湛山寺住持俊虚法师邀请，弘一法师赴青岛讲律。途经上海时，某居士曾问法师将转乘何船，准备通知湛山寺，以便迎接。法师知后，不愿麻烦他人，于是改乘他船。但湛山寺还是打听到他们的行程，派人前去迎接。一行人的行李很多，湛山寺的火头僧问梦参法师：“那件是弘老的衣单？”梦参“指指那条旧席袋和那小竹篓，笑着说：‘那就是，其余全是别人的。’”天渐渐热了起来，一天，火头僧看到弘一把竹篓拿到阳光下打开来晒，他忙看过去，“里头只有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这双新一点；——我不禁想起古时有位一履三十载的高僧，现在正可以引来和他老相比对一下了。”一天，他又乘机到弘一的“寮房里瞧了一下：啊！里头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桌上放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有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黄鞋草鞋，——此外再没别物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净和静肃。”
在湛山寺，弘一拒绝住在寺中特意在藏经楼东为他们预备的五间房，而是住到法师宿舍中。到该寺的第一天，寺中做好4个菜送进他的寮房，结果他没动一筷子。寺中只好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寺里只好送去一碗众僧人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如果不是，还是请拿回去。来人回答是，他这才用餐。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详，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
【接引】
弘一法师曾到嘉兴佛学会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颇觉为难，因出家之人应抛弃俗业。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释然，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甫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时，弘一法师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丰子恺三十岁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19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十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
某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谢请来晤面。
弘一法师在福建时，一天，一位基督教徒、小学校长庄连福想听弘一法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弟子传贯拦下，理由是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弘一法师得知后，即批评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来到庄的学校，跪在庄上课的教室门口请罪。庄连福请他到宿舍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庄连福深受感动。此后他常与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听大师讲经。庄连福说，弘一大师“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少年黄福海到泉州承天寺拜见弘一法师，问过他的姓名和来意后，法师请他到禅房中坐坐。黄见法师面带微笑，正襟而坐，既慈祥又威严，就像是尊活菩萨，噤得不敢作一声，却又舍不得就此离开，便如同木偶人似的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法师。法师见他尴尬，便亲切地问道：“我会写字，要不要写几个字给你？”黄福海自是求之不得。第二天一大早，黄买了4条一般大的凳子送过去。他小心把凳子送进禅房，弘一法师见了，用长者的口气说：“你还买凳子请我啊。”临别时，弘一将早已写好的字送给他，黄因太兴奋，竟忘了向法师致谢。几日后，黄福海提出想和法师合影留念，二人朝照相馆走去。走了一会儿，弘一忽然放慢了脚步。黄抬头一看，原来前面远处走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和尚，弘一指了指和尚的背影说，那位长者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是佛门中的前辈，所以要走慢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黄极为敬服。
【慈悲】
弘一法师在虎跑寺结夏安居时，寺中的一条小黄狗病重，弘一法师约弘祥等七僧，一起为小狗念佛超度。小狗最后安然去世，形色无所苦。弘一法师等人将其葬在青龙山下，事后又为小狗写了超度日记，悲悯之情，溢于文表。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中，丰见其师心情沉重，便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时弘一法师四十九岁，丰之前曾与李园净协商，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丰子恺听罢其师之言，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建议改“戒杀”为“护生”。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但丰子恺的画集不辍。逢弘一法师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挂单时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局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弘一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1935年冬，弘一法师身患重疾，病中再次立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传贯回忆：“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法师在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是送给乡间病者的。弘一听后，备感老鸭之不幸，他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并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法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法师就坐。法师先轻轻摇动藤椅，然后再慢慢坐下，每次都如此。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