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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每光复一地，对于当地的秩序都是相当在意的。除了会党当家的少数地方，比如陕西、湖南还有浙江山大王王金发当家的绍兴，进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之外，其他地方，多半是照旧关押，凡是碰到越狱的囚犯，一律格杀。有的地方，还特意把一些骚动的囚犯提出来，在大会上公开枪决。革命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抢劫，革命军和当地商团都会上街弹压，凡是碰到抢劫或者不轨的人，无论罪过大小，一律枪毙。为了保证秩序，革命党人几乎都尊重原来的地方自治，尊重商会自治，尊重乡绅的权力结构。对于乡绅要求镇压骚乱乡民的请求，一律答应，绝对不许农民趁机起来推翻乡绅的统治。总之，革命破坏越少越好，一屋不烧，一人不杀，是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在有大量外国人存在的通商口岸，革命党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内部的革命，但也是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革命。这个世界的存在，对于看起来似乎是内部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和西方报纸，大多表示了对革命的理解和同情，反而对清军倒是比较苛刻，稍有不慎，就遭致严厉的谴责。起义发生不久，外国使节就把叛乱的革命党人视为对等的交战一方。这在当时的“合法”政府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抛弃和背叛。后来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交战中，只有北洋军屡屡遭到租界的洋人的干预，不让他们在这里架炮，不让他们在那里进攻，但革命军方面，却有诸多的优惠。
当然，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自然，西方的文明尺度，势必要被革命党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也会尽量地文明和遵守秩序。此前为了发动革命而策动的会党，也正是在这个尺度面前，破坏了革命党的形象，导致大多数立宪党人和乡绅，转而支持袁世凯。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辛亥革命中，广州的光复，不是革命军血战的结果。跟全国其他多数地区一样，广州的光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内挤外压，最后不肯合作的清朝官僚走人，大家咸与维新的果实。巡防营、旗营都维持现状，只是总督换了都督。但是，革命后的广州，却来了很多民军。
民军就是革命军。虽然没有真刀实枪打天下，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有功。很多人当过民军，会弄一功牌回家，银子做的，回家就像中了进士似的，在宗祠里可以领双胙——两份肉。但多数人并不想回家，他们原本就是三合会的人或者绿林豪杰，好不容易进了城，要留在城里享福。
就像很多农民理解的革命，没了皇帝，就是没了王法一样，参加民军的这些好汉们，进了城之后，也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民军没有服装，但手里有家伙，没有洋枪，也有刀剑什么的，还有的，身上挂着一个自己做的炸弹，虽然很可能根本就不响，但挂上了，就可以吓唬人，因此，白吃白喝，敲诈抢劫，就有了通行证。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最便当的弄钱方式，是开烟（鸦片）开赌。
就这样，二十几支各地的民军，进了广州城各据一方，大开烟馆赌馆，公开贩毒、开赌。同时，天天跟新政府要钱要饷，不给就闹事。甚至拦路抢劫，劫到了洋人，连江面上过往的汽艇都敢拦，不停就开枪。由于争地盘，抢货源，各支民军经常发生火并，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支民军的标统（团长），居然会在大街上被另一伙的民军杀掉，连手枪带金表、金链子和钱夹子，统统被抢走。弄得城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胆。秩序大乱的背后，是无度的奢华，尽情的享受。各支民军的官佐，迅速腐化，吃喝嫖赌，买妾纳妓，无所不为。不只原来出身帮会和绿林的好汉如此，就是革命党人、新军军官，也一样开了禁，拼命放纵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北方还在清廷手里。北洋军还挺凶，反扑过来，接连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真的要推翻清朝统治，本该秣马厉兵才是正经。刚占了广州就享受或者火并，无论如何都早了点。当然，革命党人也有明白人，于是一边整顿民军，一边组织北伐。所以，革命党人都督胡汉民和副都督陈炯明，给民军发了军装，派人加以整顿，排排队，学点立正稍息，好歹像个样子。一些实在不像话的，就裁撤掉。北伐军也组织起来了，甚至还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女子北伐队，人还没出发，先给披挂上，全副武装，然后照了相，发给报馆，先在报纸上登出来。不久，广东北伐军到了南京，由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新军里干过军官的姚雨平带队做总司令。
可是，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顿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都由北伐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
留在广州的民军，整顿效果也不怎么样，发了军装，士兵换上了，但军官却不肯换，因为他们要穿发财发来的绫罗绸缎。害得长官点校时，队列里总是夹杂着穿便装的军官，很不像样子。民军不像样，作为他们的首领，都督和副都督，也就没有威信。商民对于革命，很是失望。城里的秩序，根本不及清朝统治时期。
所以，尽管当时中国，多数省份都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也多。但是，这些急于享受的民军，尤其是民军首领们，别说北伐，就是自保也成问题。不止广东的民军如此，其他地方的民军，也大抵不差。像亲身参加革命的鲁迅说光复绍兴的王金发们一样，天还没冷呢，就急匆匆地换上皮袍子了。而在醇酒妇人方面，革命党人似乎特别地在意，稍有条件，就拼命地享用。好像专门跟清朝对着干似的，你不许官员嫖娼，我就特意开放。你禁欲，我就放纵。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就是一种解放。解放，首先解放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非要急于跟袁世凯妥协。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袁世凯妥协，多次许诺，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拥护他做大总统。不惜肉麻地一个劲儿地忽悠袁世凯做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总统换人之后，留在南京的黄兴，自己就觉得这些民军不像话，将大部分都解散了，广东北伐军，也打发回了老家。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北伐军的下级官佐，在南京娶了妻室的，竟有一百多人。由于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因此长官明令他们不许带上这些战地新娘，但是不仅新娘不干，官佐也不干。这样拖家带口的军队，能打仗吗？天知道。后来袁世凯腾出手来收拾革命党人的时候，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根本不堪一击。江西的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一仗，而广东的民军，拥袁的龙济光一来，几乎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生的逃生。转眼之间，两个革命党人的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走人。孙中山的家乡，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变了颜色，一点面子也不给孙中山留。
【革命的帽子】
辛亥年，当革命在全国上下闹起来的时候，革命就从作乱变成了具有正面意义的革故鼎新，不，是revolution，属于舶来品，比中国语境里的革命，还要内涵丰富而且价值正面的词。严格地说，这样的革命是个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做什么都特别的理直气壮。
抗租抗税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大了，也会有大兵的镇压。不过，一般都会息事宁人，不轻易动刀兵。但是，在革命党人治下，有刁民敢做这种事，一律严惩不贷。江苏常熟境内，发现有“千人会”抗租，革命军开进去，面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炮轰击，排枪打去，没有价钱可讲。这样的镇压，晚清的县太爷们，是做不到的，只要乱民没有打上县城，军队调不动。调动了也不敢随便开枪，否则都老爷的弹章就上去了。同样晚清不敢做的事，是百姓头上的文章。清朝入关的时候，是让人们剃去头顶的头发，脑后留辫子；现在革命党人则是要人们留下顶上的头发，剪掉脑后的辫子。不爽的是，两者都是用强，强按着头来。革命时，朝廷已经对辫子无所谓了，但革命党在意，凡是革命党人占领了的城市，几乎都能见到刚刚剪去辫子，留着一如今日某些时髦艺术家似的半长的披肩头发的革命军人，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巡视，发现有没剪辫子的农民，捉将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同样没有二话可讲。害得不想被剪掉辫子的农民，干脆不进城了，或者，进城也戴个大帽子，或者顶着道士的高冠。可惜，这点小伎俩，骗不了革命党人，掀掉帽子，照样还是一剪子。只有大城市，在洋人手底下做事的人，或许可以幸免，有洋人出面，跟革命党人讲道理，说是侵犯人身自由什么的，革命党人只好罢手。显然，这样在人脑袋上的文章，晚清时节的官府，也早就不做了。新政期间，剪辫子的回国留学生以及激进的洋学堂学生，日渐其多。官府方面，大抵睁眼闭眼，一任他们装条假辫子算了。到后来，干脆连不装假辫子也不管了。有些人，还混入政府，堂堂正正做了官员，受到重用。没办法，新政用人之际，不用不行。宣统时候，北京有民谣讽刺，但凡做了和尚（指没有辫子的）才好做官。但是，在革命党治下，留辫子的人，别说做官，就是当百姓也麻烦。
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坐了衙门。革去了老爷、大人的称呼，撤掉了官老爷出行的仪仗，没有了虎头牌。但是，掌了大印的革命党，威风依旧，骑着高头大马，后面一队扛着快枪的披肩发革命军人。晚清的县太爷，有人顶撞，顶多抓来打顿板子，如果开明的地方，司法改革进度快，连板子都不能打。可是，革完命的地方，党人县太爷只要不高兴，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就杀掉。杀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老革命党人景梅九讲过山西运城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占了运城，坐了衙的革命党人，需要一个懂电报的。这种人才，当年不多，既要懂机器，会拍发，还要明白电码，一般都很牛气，一般都是洋人培养出来的。有人给推荐了一个，这个人可来了之后，革命党人居然忘记用了，把人搁在那里好长时间不管不问。当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如此被怠慢，一怒，就写了一封信去谴责这些新官老爷。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惹得革命党人县太爷大怒，当天夜里，就派人把这人抓来，以造谣生事之罪，当即开庭，处以死刑。第二天天一亮，这个倒霉的死刑犯，就被五花大绑，背插亡命旗，押赴法场开刀要问斩了。若不是碰上一个革命党内的好心人，景梅九的夫人，拼命地说情，拼命地搅和，这人就真的被杀了。即便如此，怒气未消的新县太爷，还坚持要判这人终身监禁。这个倒霉的人，不是清朝官吏，也不是对抗革命的清兵，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差点丢了脑袋。这样的事，即使放在清朝初年，统治特别强横的时候，县太爷就是想，都难办——程序太复杂。即使真的犯了死罪，也得一级一级审，最后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堂会审定谳，然后还得等到皇帝批了，秋后方能开刀。然而，号称废除晚清暴政的革命党人，杀个人，就这样草草，成心给“草菅人命”做注脚。
显然，革命党人也并非天生好杀，草菅人命，仅仅是因为自家的脑袋已经被革命正当性给填满了。革命发生，从古到今，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只要革命成功了，中国和中国人，一切的一切都会马上变好，国人不再做异族（满人）的奴隶，国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文明、富足、现代，要多好有多好。这样的事业，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从事这样事业的人，理所应当脾气可以大一点，死上几个人，尤其是敢于跟革命党人说不的人，委屈一些不乐意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的百姓，又算得了什么，都算是给革命扫除障碍。
所以，在这个时期，越是新加入的革命党人，底气就越足，如果这些人在革命中有了点功劳，气就更粗。干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