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逃，溜回北京或者溜出国去，已经阿弥陀佛了。
【瑞澂之走】
辛亥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人物。起义成功，占领武汉三镇之后，点校人马，才不过四千人，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和观望者居多数。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炮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一溜就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开跑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
对于瑞澂，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感，清朝的遗老遗少骂的最凶，清亡之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没人肯跟他来往。而倾向革命的人，断然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帮了革命而心存感激，反而一个劲地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八旗纨绔。还有传说，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弟弟，靠着裙带上去的，因此，犯了弃职潜逃的重罪，也没受惩处。其实，瑞澂虽然也是个名人之后，但跟隆裕却扯不上关系，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事实上，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徴的，跟瑞澂弄混了。这个叫瑞徴的确跟隆裕有亲戚关系，不过不是隆裕的弟弟，而是光绪的娘舅。此人也在外面做官，做的是杭州将军，辛亥前一年，任满回京，因此平安无事。这个瑞徴，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所抽的大烟，都用专门的人参熬制而成，据说抽了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心爱的大烟枪，概以京剧名角命名，如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连带着就把票友跟烟霞癖混在一起了。他喜欢宠物猫狗，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外出公干，大轿子上也抬着若干只狗。上海的报纸，给他画了漫画，画上他的八抬大轿，轿帘两边伸出两只狗头。他见了不以为忤，反而挺高兴。当初，如果是这个宝贝，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那么估计连挖狗洞跑的能力都未必有，连烟枪带宠物一并得做了俘虏。
说起来，瑞澂其实在满人里面不是个怂包。当年他祖父就是能吏，鸦片战争期间办理交涉，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有多失策。皇帝把他撤职查办，是听了谎信，结果后来的事情似乎更糟。瑞澂自己在当时也是个能吏，受到端方赏识，但却是比端方档次低一点的能吏。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有点夸张，但也不虚。在湖广总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了若干劣绅，声誉也不错。武昌起义后发现湖北官库里居然有那么多的银两，总计达到四千多万元，里面固然有前代张之洞和端方的功劳，说明他干得也不错，不是败家子。据说，他这个人做官也比较清廉，不算贪。
但在旗人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个别的能吏，其实能力也有限。即便算是治世之能臣，居于乱世，就跟丁文江自嘲的那样，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端方如此，瑞澂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澂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澂却杀了彭楚藩等三人，悬首示众。但是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澂随即找来张彪和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一躲。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而清朝地方官弃职逃逸，属于杀头的重罪，瑞澂身为满人大员，无论如何不能跑。但是，当日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也在场，他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澂的心意，于是，这边炮一响，瑞澂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总督摆了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POSE，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澂，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当时清廷还算客气，给了瑞澂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意思是让他戴罪立功，但是他留任也没留多长时间，就擅自顺流直下，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哈同跟瑞澂有交情，而且就乐意收留这种政坛上的失意者，于是，他躲到了租界哈同花园里。接下来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逮京治罪，但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自身难保，自然难以执行。瑞澂一直躲在上海租界，孤家寡人，灰头土脸地捱了四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第二幕 异哉！晚清！
〔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的演的戏，演员不同，龙套也不一样。演好演坏，都不愁没有人看。〕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