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字一句地，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后来，当我认识了文艺少女南湘之后，我在她近乎狂热的推荐下，又重新读了一遍，当然，在我读到那些令我们这种情窦初开，月经初来的少女们面红耳赤的描写时，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当时我父母惊慌的面容，我也弄懂了他们为何连夜将那本被我翻开看了几十页的《红楼梦》锁进了大衣柜顶上那个木头箱子里，我当时甚至一度怀疑那是一本类似《九阴真经》或者《葵花宝典》一样的东西，读完我就会变成满头白发的梅超风，伸出五根漆黑的指甲在人脑袋上抓出五个洞来。
这一次，当我看完了整本《红楼梦》之后，我感觉像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梦境里浮了出来，那些人真痛苦啊，活得那么精彩，又那么凄凉。我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此时此刻，我望着前方似乎没有尽头的高架，它的尽头被远处腾起的尘烟吞没在视野的边缘，连同着高架下的城市，也仿佛被灰色的棉絮覆盖着一般。
天空如同一面擦不干净的镜子，映照着这破败的人世。
我突然又想起这句话来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都走了，真干净。
走得真干净。
回到别墅之后，我和顾里都没什么心情说话。她把外套脱下来之后，就进浴室里冲澡去了。我躺在沙发上，捕捉着硕大的别墅里，各种细微的响动。但没有了，只有浴室传来哗哗的水声。
之后，空荡荡的房间，上下三层，就只有我和顾里两个了。
以往从来都不会注意到的举动，比如拉开柜子，比如换下高跟鞋，比如拿个水杯，比如放下钥匙，当我们曾经毫不在意地做着这些琐事的时候，我们肯定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听到做这些事情时发出的巨大回声。
有时候我躺在沙发上，我觉得似乎都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回音，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趴在你耳朵边上，长长地叹息。叹息声听起来非常伤感，非常失落，非常孤独。
有一天我走过南湘的房间时，又一次感受到了那枚贴在门楣上的符咒。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推开门，走进她的房间。我从她的书柜里找出那本精装版的《红楼梦》，她果然没有带走。因为这本书是我送给她的，她没有带走，是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东西。或者说，是她不想要了的东西。我匆忙地将扉页翻过，因为我害怕看到自己密密麻麻的笔迹写满的歌颂我们友谊的话语，我无法面对它们。我哗啦啦地翻动着书页，按照我的记忆搜寻起来，我想找到那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来处。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完整的段落。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把脸埋进书页里，浓郁的纸张香味扑鼻而来。
我的眼泪渗透进发黄的纸张里，它们和我的血液一样滚烫，但我知道，它们温暖不了这个悲凉的故事，这个荒芜的《红楼梦》。
这个巨大而又精致的人间啊，每天都有人流下滚烫的泪水和沸腾的热血，但万千凡人的血泪，一样也改变不了它亘古的冰凉，不是么？
一个星期之后，下了一场持续两天一夜的大雨。
在那场大雨之后，上海的深秋降临了。
别墅的院子里，落满了一地厚厚的黄叶。小区里浓密的树荫，在两天的时间里就稀薄了一半。大把大把寡淡而微凉的阳光照耀着依然湿漉漉的地面，厚重的植物辛香随着落叶的腐烂而愈发浓烈，整条南京西路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中药铺。
我和顾里，从小区物业里借来了两把巨大的竹枝扫帚，开始清理着庭院里的落叶。
早晨的温度很低，离地面近的叶子上还残留着霜。整个小区很安静，没什么人，我们俩也没有聊天，空气里持续回荡着我们拿着扫帚扫落叶的沙沙声。
我们把厚厚的落叶扫向西南面的那个角落，堆得越来越高。现在落叶依然被雨水浸泡得非常潮湿，但是过些时日，它们就会被风吹干，变得枯脆，那时，只需要一把火，就能烧得干净了。到时候再把草木灰撒在庭院的土壤里，就可以当做肥料了。这些叶子从土里来，又回到了土里去。我想起古人常说的，草木枯荣，不悲不喜。
只是庭院里少了简溪，少了顾源，少了卫海，少了南湘，少了唐宛如，少了Neil，本该热闹无比、荒唐百出、笑料迭起的大扫除，如今变得冷冷清清。去年的圣诞节，我们还聚在一起往门口那棵雪杉上挂陶瓷圣诞球和玻璃铃铛，我们还在院子里架起了烤肉架，尽管最后只烤出了一堆黑色的“致癌物”，但我们的好心情丝毫都没有受影响，因为只要有酒就够了，就足够把我们所有人的笑点降到弱智的程度，“小明有一天走路，踩到了狗屎呢！”“……哈哈哈哈哈哈好好笑啊！！”只要有笑声，人们就幸福。
我突然停下来。我转头望着顾里的背影，空旷的草坪和远处雾气里的老别墅轮廓，将她衬托得更加孤独。我甚至想起了曾经我们去峨眉山时，看见那些清晨独自清扫寺院门前漫长的石阶的僧侣。整个庭院在这样的气氛下，散发着一种清凉的伤感。
远远的，我听见邮差按自行车铃铛的声音。
我在工装裤上擦了擦手，摘下口罩，拉开庭院的小矮门。邮差把一个薄薄的信封交到我的手上。
我拆开来，是两张Neil从纽约寄来的明信片，我和顾里一人一张，背面写的字都一样，只有一行漂亮的英文短句，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Neil流畅的英文笔迹。
我捋了捋头发，在庭院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眼前浮现出Neil那张充满荷尔蒙魅力的英伦脸。他深邃的眸子，挺拔的鼻梁，肌肉结实的宽阔胸膛和肩膀。离我们在机场送别他，仅仅只是过去了几天，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我回过头，发现顾里已经没有了踪影。
我站起身，朝屋里走去，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顾里，我回到一楼客厅时，发现顾里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里。
我趴在门上，轻轻地敲着门，没有说话。因为我听见了顾里在里面哭泣的声音。
我的额头抵在木门上，木板传来的冰凉让我莫名地有些伤感。我的右手持续地拍着门板，仿佛和着空气里某种听不见的悠扬的节奏，如果此刻有谁看见我的样子，一定会觉得我像是一个失心疯的女病人。
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其实是在幻想着自己轻轻拍打的不是木门，而是俯拍着顾里的后背，就像每一次我们喝醉后抱着马桶呕吐的时候，她站在我们身后，一边撩着我们的头发，一边在我们后背上轻拍时一样。
我怎么会不知道，最难过的人是顾里呢。
这个巨大的别墅，这个曾经被我们在无数个类似“我他妈今天又要加班，没办法准时回家了”“你回家的时候，帮我把这份资料带回去吧”“家里纯净水用完了没”“晚上别在家里吃了，去外面吃吧”的句子里，称呼为“家”的地方，就是顾里一手建立的啊。
我慢慢地蹲下来，靠在门上，不时地小声唤她：“顾里？”“顾里？”我一边茫然地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阳光，一边等着她从厕所里面出来。
我的目光再一次落在Neil写给我们的笔迹上：I will always miss you like a darling。
刺金时代 chapter。13
进入秋天之后，上海的早晨就经常挂起雾来。迷蒙的天地在青灰色的天光里总是显得很凄惶。上海的经济仿佛也随着温度而冷了下来，虽然没有踩下刹车，但是之前恨不得把油门踩穿的劲儿，总算是卸下来了。
天塌下来，姚明扛；经济垮下来，房地产先扛。除了内环那些依然摆着“皇帝女儿不愁嫁”嘴脸的顶级楼盘依然坚挺之外，从中环到外环，然后再到郊区，和上海周边，所有的楼盘都仿佛被霜打了的叶子一样，蔫了。无数曾经高傲的房地产中介推销员，默默地摘下了他们手上的18K金腕表，脱下了脚上的鳄鱼皮鞋，换上NIKE或者PUMA的气垫运动鞋，纷纷冲向了高速公路，他们满脸视死如归、背水一战的表情，就差在头上绑一条白毛巾，腰里别一把剖腹刀了。——他们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那身永远的灰色西装，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永远都是一件明显码数偏大的西装外加一条又宽又笨的丝绸领带勒住他们粗壮的脖子，也许他们踢足球、洗澡、游泳、蒸桑拿的时候，应该这样吧，随时都准备着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递给你。就像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真命天子，那么，同理，你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潜在客户。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房产中介死命把名片塞给一个在路边系鞋带的红领巾——当然，他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记得把名片一定交给你爸爸”，否则我真的要怀疑这个世界了。
此刻这些中介们顶着秋老虎的太阳，在高架桥下汗流浃背地拦截着各种高级轿车，举着手上用毛笔和纸板做成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类似“跳楼价楼盘，仅此一套”，“独栋别墅白菜价，白菜如今价更高”，“房主坐牢被抓，家人移民贱卖产权”，“小三抓奸在床，老婆贱卖豪宅”，“卖房养女”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标语，有时候真心觉得他们手上举着的是TVB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提纲。他们和街上要饭的乞丐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对里面开车的人赔上无比谦卑的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拍打着车窗。但有时候，开着高级车的人，往往只是司机而已。他们总是关紧了车窗，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国家调控出台，就仿佛一枚茅山道士的符咒一样，立刻就让无数按照草台班子标准搭起来的中介公司现了原形。他们已经不能高枕无忧地坐在办公室里，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发几个短信，钞票就仿佛吃了迷药的母鸡一样哗啦啦地就扇着翅膀往他们银行账户里钻。
几个月之前，满大街的房产中介店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大大小小地在上海所有缝隙里迅速滋生。而一阵秋风扫过，无数门面昨天还人声鼎沸，第二天就已经人去楼空，卷帘门拉下来的玻璃幕墙后面，可以看见内部满地的废纸，和翻倒的垃圾桶。
不仅仅是地产业，所有的行业都风雨飘摇。零售超市、连锁书店、电子产品、百货商场、蔬菜粮油、股票市场……唯一例外的就只有奢侈品行业了。LV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无论是山西开煤窑的老板夫人，还是本地省吃俭用，准备花三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包回家拿香炉供奉着的小白领，她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所有奢侈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对外面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第一季度增长了多少，第三季度盈利得更多，无数巨大的雪球从山顶轰隆隆地滚下来，它们越滚越大，碾碎了无数人的梦。
在这个秋天里，上海的经济生态仿佛持续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微弱地震，并不会天崩地裂，血肉横飞，但是所有人都在隐隐的轰鸣声里，惶恐度日。人们的脚底抓不紧地面，头皮绷紧的感觉让他们担心随时都会被抛向天空。
我们公司也一样。
《M。E》的广告总额下降了27％，销量下降了18％，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事态。当然，你不能指望人们在担心明天是否还能拿到薪水、后天超市的西红柿是否会变得比猪肉还贵的同时，还有心情拿出宝贵的时间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文艺杂志——外滩艺术馆的展览关我屁事，几百年前欧洲的哪个作家曾经写过中国游记关我屁事，某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快要失传了关我屁事，哪个雕塑家在卢浮宫里开了展览关我屁事，哪个设计师在出柜之后就立刻出轨了关我屁事。
人们忙着活命，没有心思怡情。
我偶尔路过街边的报刊亭，发现不只是我们的杂志，另外还有大堆大堆卖不出去的时尚杂志花花绿绿地堆在地上，车轮和鞋子带起的灰尘把那些封面上明星们靠PS修饰得完美无瑕如同鸡蛋壳般的虚假面容，弄得灰头土脸，几近狼狈。
宫洺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总是紧绷着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长。要不是他的眉毛浓密漆黑、鼻梁挺拔英武，看起来离伏地魔的造型有点远的话，我真的要怀疑他随时都能从西装里掏出一根魔杖对着打瞌睡的员工念出一句“阿瓦达索命”来。
他不再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去研究最新从西班牙过来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断指示我和Kitty满上海为他搜寻各种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打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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