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中得到日益增长的满足与完满。这种发现类似于从这样一个地区穿行，随着人们向前走，它越来越美。最后，当这种确信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从不曾被否定之后，人们在实践中达到一种稳定，它使得人们能够为了进步而利用生存的所有条件，不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种确定于是就变成了一种第二本性。这就是“不可倒转的”信仰。佛教信仰的四个阶段就是如此，这个信仰不是智力的一番“跳跃”，而是一番逐渐发现的果实，是对精神道路本身拥有成果这一事实验证的结果。
佛教与死亡
让—弗朗索瓦——从世界隐退这一行为，从佛教的观点看或是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也是一种对死亡的准备。一个像帕斯卡尔那样一贯的基督徒认为，从他明白惟一的实在性即是神性那一时刻起，生活在尘世中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必须从这一生开始即准备好出现在造物主的面前，因此，就必须一直生活在一个只能再活几秒钟的人的状况之中。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这种想法经常出现，而它是来自福音书的：你不知道主会在什么时刻召唤你，是在十年之后还是五分钟之后。尽管没有宗教的内涵，哲学也常常强调这个事实，即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蒙田《随笔》中的一章就是名为“研究哲学就是学会死亡”。我认为我已经理解了这种准备死亡的、过渡的思想，在佛教学说里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死亡之后的过渡，我相信这便是人们所称的“中阴”。不是还存在一部《中阴论》吗？
马蒂厄——确实。关于死亡的思想一直就停留在实践者的精神里。但是，这个思想根本不是悲哀的或病态的，它恰恰是激励人们利用生存的每一个时刻以完成这种内在改造，激励人们不要浪费我们宝贵人生的任何一秒钟。如果人们不想到死亡和不恒（impermanence），他就会任自己随便地说：“我将首先安排好我的日常事务，完成我的所有计划。等到我结束了所有这一切时，我就会对此看得更加清楚，就会投身到精神生活中。”好像自己面前还有很多时间一样地生活，而不是仿佛只剩几秒钟一样地生活，这是最致命的圈套。因为死亡能够在任何时刻根本不预先打招呼就突然到来。死亡的时间和导致死亡的环境场合是不可预见的。平常生活的所有环境场合——行走、吃、睡——都能突然变成同样多的死亡的原因。一个实践者必须永远将这点记在心上。当一个隐修士早上点火时，他自问自己是不是明日还在这里点另一把火。当他呼出肺中的空气时，他为能够重新吸气而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对死亡和不恒的反思就是一根刺，它鼓励他不停地进行精神实践。
让—弗朗索瓦——对于一个佛教徒，死亡是令人恐惧的吗？
马蒂厄——他面对死亡的态度与他的实践是平行发展的。对于一个尚未达到高度精神成熟的初学者，死亡是恐惧的原因：他感到自己就像落在陷阱中的一头鹿，想尽一切办法以求解脱。然后，实践者不是徒劳地思考：“我怎么才能够逃避死亡？”而是思考：“怎样才能够毫无恐慌、带着信心和安详穿过‘中阴’这个中间状态？”随后他就变得像一个已经耕作、播种、照顾过收成的农民一样。不论有没有恶劣的气候，他都没有任何悔恨，因为他尽了最大努力。同样，一个将整个一生都用于改造自己的实践者，没有任何悔恨，安详地走向死亡。最终，高等的实践者面对死亡而感到欢乐。既然对于个人的观念、对于现象牢固性、对于财富的眷恋都已消失了，他为什么还要害怕死亡？死亡变成了一个朋友，这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一个简单的过渡。
让—弗朗索瓦——这种宽慰并不是很新奇，尽管我不想低估它。佛教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马蒂厄——死亡的过程及这时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体验都在佛教论著中被细致地描述过。紧接着呼吸停止的是意识和肉体分解的众多阶段。然后，当物质世界在我们眼中消失之后，我们的精神就溶入绝对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与我们在意识与肉体相联合时所感知的有条件世界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死亡的时刻，意识在一个非常短的瞬间消失在人们所称的“绝对方面的光明空间”里，然后它又重新露出来以穿过一个中间状态，或者叫“中阴”（bardo），这个中间状态导向一次新的生存，或者叫再生。有一些沉思旨在当中阴的各种不同体验尚未出现时，停留于这种绝对状态中，以便在这个瞬间达到事物的最终本质的实现。
让—弗朗索瓦——到底……一切能够使死亡变得让人类存在者感到可接受的推论都在为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开辟道路。人们可以在总体上将它们归为两类。第一类以对死后的继续存在为根据。一旦认为有一个来世，有一个我们心中的精神本原的不死性、灵魂的不死性，那么，我们只要过一种符合某些法则——在基督教的词汇里，也就是避开所有的死罪或是向告解神甫承认这些罪行——的生活，就肯定能在来生中生活在良好的条件里了。这时候死亡便是一种身体考验，就像疾病一样，但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去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那些帮助垂死者的教士就是帮助人们减轻这种过渡所固有的恐慌。这种宽慰的原则就是死亡并不真正存在。不安的惟一理由是：我将得救还是被罚人地狱？
另一种推论则是纯哲学的，它即使对于那些不相信有一个来生的人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培养一种顺从与智慧，对自己说，作为众多动物中的一员，自我这个生物实在性的毁灭和消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事件，必须学会顺从它。关于这个主题，哲学家们想方设法提供各种缓和性的推论，以使死亡变得更加能够被忍受。例如，伊壁鸠鲁就使用一个著名的论据。他说：我们没有必要畏惧死亡，因为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会遇到它。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它还不在。而当它在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在死亡的面前感到恐怖，这是无意义的。由于伊壁鸠鲁的重大关心是将人从一些无用的恐惧如对众神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自然现象如雷电、地震的恐惧等等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努力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将这些恐惧解释为一些现象，它们有原因服从于一些法则，等等。
但无论如何，在关系到死亡的问题上，人们逃不脱这两条解释或安慰的这条或那条。我想将佛教归为第一条。虽然佛教不是一种有神论的宗教，但使死亡变得可接受的精神技术是以一种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这种形而上学认为死亡不是一个终结。或者当它成为一个终结时，这是一个有益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人被从一连串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中的不断再生中解脱了出来。在当今的世界里，在西方，人们已经注意到，死亡被掩盖起来，就好像是一件羞耻的事一样。在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死亡是一件正式的事。我甚至可以说，人们要用好几天的时间来死……全家人聚集在垂死者的周围，人们听自己最后的推荐，教士们庄严地列队行走，给予圣物……一个君主的死亡就是一场几乎整个宫廷都参加的演出。今天，死亡被人回避。但在同时，人们意识到缄默是不够的，并且今天存在着一些治疗专家，他们帮助垂死者，努力使离开人世变得让垂死者可以接受。
马蒂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面对死亡和普遍痛苦时常有将目光转移开的倾向。这一为难是由于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想——尽可能地活得最长久最舒适——的惟一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另外，死亡摧毁了人们最珍爱的东西：自我。任何一种物质手段都不能使人对付这一不可逆转的期限。人们于是选择将死亡从我们的顾虑中吊销并且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在一种虚假的、脆弱的、表面化的幸福中的甜美沉睡；而这沉睡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是推迟了与事物的真正本质的当面对质而已。我们声称，至少我们没有生活在焦虑之中。确实如此，然而，就在整个这段“失去的”时间里，生命力在一天一天地被耗尽，而我们并没有利用它以进入到问题的中心从而最终发现痛苦的原因。我们不懂得给予生存中的每一瞬间以一个意义，生命仍旧不过是那像沙一样从我们的指间流走的时间。
让—弗朗索瓦——佛教怎样主张？
马蒂厄——事实上有两种接受死亡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认为自己的存在像火焰熄灭、像水在干旱的土地里耗尽一样，到了尽头；或者死亡不过是一个过渡。但是，不管人们是否确信，我们的意识之流一旦与肉体相分离，即去到另外的生存状态中继续下去，佛教都帮助垂死者在安详中死去。这就是索加尔仁波钦的《生死之书》一书成功的原因之一，这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以谈论对死亡的准备、帮助垂死者和死亡的过程本身。他说：“死亡代表着我们最眷恋的事物即我们自己的最终且不可避免的毁灭。人们因此看到关于非我和精神本质的教育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所帮助。”在死亡临近时，应当培养不眷恋、利他主义、欢乐。
让—弗朗索瓦——如果我明白的活，佛教将我们分辨出来的两种对于死亡的准备结合到了一起。
马蒂厄——意识或者一种精神本原通过死亡而得以永存，在绝大多数的宗教里，这属于启示性教义。在佛教中，人们相信这样的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经验是由这样一些人获得的，他们确实非凡，但又足够多到能使人们对他们的证据进行考虑。不论怎样，应当使我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或最后的一些时刻在一种欢快的安详中而不是在焦虑中度过，这是肯定的。由于想到将我们的亲人和财富留在世上，想到自己生活在肉体终将毁灭的烦优中而遭受折磨，这有什么意义？佛教教人们驱散所有这些强烈的眷恋，它们常常使得死亡成为一种精神折磨而不是肉体考验。但是它尤其教导人说，不应当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才准备死亡，因为死亡的时刻并不是开始实施精神道路的理想时刻。我们总是为将来担忧，我们尽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图永远不缺少金钱、粮食，以图保持健康，但我们不愿想到死亡，而死亡恰恰是所有未来事件中最本质的事件。只要人们将关于死亡的思想用作一种召唤，以对生存的脆弱性保持意识，并给予生命中的每个瞬间以一个意义，这个思想就没有任何令人沮丧的地方。有一段西藏的教导说：“正是在一直不断地审视死亡时，你们要将你们的精神转向精神实践，重新唤起实践的热情，从而最终将死亡看成是与绝对真理的结合。”
让—弗朗索瓦——死亡在今天，也就是无痛苦死亡即安乐死（euthanasie）的问题，在西方一直就存在一个问题：人是否有权选择其死亡的时刻？我说的不是自杀，自杀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一个病人感到自己已经完了，或者他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权利要求死？一个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他死？这个问题从道德甚至法律的层面上涌现出来，它和流产一样属于我们曾谈到的社会问题。另外，这是一个如此迫近的问题，一九九六年五月教皇在一次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宣读一篇简短演说，在演说中他反对他所称的“死亡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支持流产与安乐死的人。佛教关于安乐死是不是采取了一种态度？
马蒂厄——对于一个精神实践者而言，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是宝贵的。为什么？因为每个瞬间、每个事件都能被用于向觉醒更加前进。面对一种强烈的肉体痛苦能够有助于人思考事物的最终本质，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是在极度痛苦之中，精神的本质也没有改变，这个本质既不受欢乐也不受痛苦的影响。因此，一个在精神实践中拥有巨大心灵力量和良好稳定性的人能够将甚至是最强烈的痛苦的时刻也用于向着精神实现前进。
让—弗朗索瓦——帕斯卡尔写的一篇短论文标题就是“论对疾病的正确使用”，他本人就受着疾病的折磨。
马蒂厄——疾病也可以被用来使我们想起无数存在者所遭受的痛苦，并使我们的爱和同情复苏。它还可以起到“扫帚”的作用，以扫除我们不良的羯磨。确实，由于疾病是过去所作的消极行为的结果，我们应当在我们拥有一种精神实践的帮助之时偿清我们的欠债。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安乐死和自杀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这也并不是说在没有任何希望时也必须愚蠢而徒劳地延长生命。为使一个垂死者或是一个处在不可逆转的昏厥之中的人的生命延长几个小时，而使用“幸存机械”，投入医师的顽强，这是不怎么合情理的，因为那人的意识长时间地在生与死之间“飘荡”，而人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干扰它。最好是让垂死者们在一种有意识的安详之中过完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让—弗朗索瓦——但假如这人不是佛教徒呢？
马蒂厄——如果这人觉得痛苦就像一种难以忍受的压迫，则这痛苦毁灭了他本可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得到的仅有的一点安详……
让—弗朗索瓦——通常就是这种情况。
马蒂厄——那么人们就可以设想，延长这个生命毫无用处，而且只是一番折磨。可是，正如我刚刚提到过的，佛教认为，痛苦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命运或者神意的结局，而仅仅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结果。也许最好是罄尽我们的羯磨，而不是将这笔因果债（dette karmique）一直带到死亡之后。谁知道跟着死亡而来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安乐死不解决任何问题。
让—弗朗索瓦——安乐死的道德性问题不是仅仅对那个要缩短自己痛苦的人而提出的，而是对那个帮助他，因而也就杀死一个人类存在者、取消了一个生命的人提出的。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佛教是明确的。人们永远也不应该摧毁一个生命。
马蒂厄——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都不应摧毁。其实，这种悲惨的局势，即人们考虑求助于安乐死这一行为，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精神价值的几乎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