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想想，当年对于大陆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幼时受到的教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使少年人叛逆而易怒的心里不自主地抗拒，其认知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荒诞的。
幸运的是，在我亲自踏上大陆的土地进行观察并得出结论之前，这种错误的观念已经能够得以扭转。
那是大学时期，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看上去也是一个外省人。攀谈中，他郑重告诉我，“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文¤人··书·¤·屋←我感到很意外，一方面感叹他敢于在外人面前发表“反动言论”，一方面没想到一个出租司机能够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
他跟我解释，他说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缓慢的稳定期，财富也已经被他们这一代人占据。而在一衣带水的彼岸，经济高速发展，有无数的机遇等着我们去攫取，有无数的财富等着我们去创造。两岸的合作会更加紧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文化交流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台湾的外省人二代，我们的根不在台湾！
司机师傅的话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也是头一次有人鼓励我将来去大陆发展。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记者，2001年至2002年间，我在台湾某一家财经报社工作，开始对经济和商业有了浓厚兴趣，经常翻阅各种商业期刊。有一句报道我至今记忆深刻，报道中写道，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原材料短缺，导致当年全球GDP下调两个百分点。
当时，我对于这个数字相当惊讶，究竟是一个怎样发展的大陆可以导致全球GDP下调？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2004年，台湾进行“总统”大选。我对朋友说，如果陈水扁连任，我就离开台湾去大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陈水扁这种执政都能连任，可见台湾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对于大陆高速发展的世界局势而言，这是很不利的。
“3·19枪击案”发生后，陈水扁以0。228％的微弱优势战胜连战、宋楚瑜，连任“总统”。从3月19日到4月19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像是被偷走什么似的，感觉愤愤不平，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经常跑到凯达格兰大道前的抗议人群里，喊他几嗓子——阿扁下台。到了4月20日，当我看完了政论节目上床睡觉时，我喃喃自语告诉自己，我已经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但日子要继续过下去，从明天起恢复正常，我要开始找寻自己的未来！
再来谈谈我刚到大陆所感觉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为了节约能源，北京很多公寓的楼道里都安装了声控灯，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没有见过的。我的摄像师每次走进楼道时都会重重跺几下脚，我暗地里想，这个人真没礼貌，这么大声音不怕影响了邻居啊！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声音跟灯亮之间有关系。
有一次，我自己很晚回家，发现楼道里灯没亮。我就四处找开关，摸到后发现是一块平板，上面并没有突起的开关。当时心中很害怕，一直抱怨着物业，关键时候楼道里竟然黑糊糊的，真是可恶。直到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摄像师走到漆黑的楼道里，他拍了一下手掌后灯亮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灯都是声控的啊！对于那晚的惊恐，我真是哑然失笑。
当年，正值北京筹备2008年奥运会，各项建设工程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大街上也到处悬挂着宣传奥运的条幅。
有一次去工地采访，工作人员指着绿色防护网后面的工地对我说，这里要建成一个“鸟巢”。我当时并不知道鸟巢是怎样的一个建筑物，只是听别人说，建好后会是一个鸟巢的形状。那个工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台北很少能够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北京修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在台湾，路是一段一段封闭，一段一段修好的。而在北京，居然可以把整条路封闭起来直到修好再开放，哪怕是长距离的高速路。
这些让我感受到，在大陆要办一件大事情，如果全民广泛支持，全域广泛调动，将会是一往无前的。来北京之前就有台商跟我感慨，在SARS肆虐的时候，小汤山可以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建立起隔离医院，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如果要做类似的事情，肯定会经过很多民意的纠葛，最后未必能够办成。
之前，浩大的三峡移民工程，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找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证据，来印证期刊里给我很深印象的那句话。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一定要有足够规模的资金和发展来支持。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之外也比比皆是。
除了北京，我还去过上海驻点。上海之于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豪华”。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KTV，就能够装饰得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要是这样的装潢档次在台北，里面的价格肯定贵得吓人。
还有就是高架桥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且高耸，最重要的是，靠着高架桥好近。由于台湾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建筑物盖得离高架桥这么近就想：如果地震，那可怎么办？
跟采访车跑江浙一带，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整条整条在修。不仅富庶的江浙有这种情况，后来再有机会去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也依然能够看到整段在修的高速路。
一位在大陆的台商告诉我，在他开设的化工原料厂里，产品一出厂就被哄抢一空，以至于提前预订都无法保障。天津有一位老板，就专程南下江苏，跑到那位台商朋友的厂里，准备好了现金，坐等产品出厂。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这些都显示出大陆发展的速度。
义乌小商品城的规模我想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人觉得震撼。这些小商品台湾也有人在做，但是肯定做不到义乌这个规模。毕竟，大陆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市场，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容量下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江浙之行，让我掌握的一个事实就是，江浙人有经商的头脑，所以中国的江浙、上海成为了富庶之地。
日后，每当我生活得沮丧了、厌烦了，我总会到江浙一带走走。我常跟许多朋友说，去了一趟江浙就会有焦虑感，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我也要努力，倦怠感自然消失，这就是我对江浙一带最深刻的感受。
6 “失根的一代”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说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共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零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做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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