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大院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胡同孩子土，把胡同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孩子由于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觉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但也无可奈何一样。
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甚至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这是典型的阶级隔离。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清楚。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首先，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他说上世纪80年代后放的电影，包括《人证》，还有一些现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过，只不过“遭遇”某些关键情节，放映员会伸手去搅局。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
我可以穿三接头皮鞋、将校呢，你只能穿大胶鞋、懒汉鞋；我家有票，可以骑永久13型自行车、锰钢转铃，你不能。优越感和对奢侈品的欲望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滋生的。
1970年初，姜云诚去一个女生家玩儿，震撼之感直到现在都忘不了。“她家有电视机、电话、《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大皮沙发。当时北京电视台才刚刚成立，能看到电视的凤毛麟角。这女孩从来不去澡堂，她家里有独立的卫浴，浴缸、坐便器。这是真正的高干，真正够级别。”
但对军队大院的子弟而言，他们现实最大的感受却是被替代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说。
朱大可认为从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的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到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的群体从大院青年的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和社会升迁的机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代表计划经济产物的大院日渐衰落下来。
但是，“大院子弟”不再走俏，并不意味着北京城里就此没有了一群身份特殊、具有优越感的子弟。
2010年《GQ》七月刊上市第二天就被紧急召回，重新印刷面市的杂志中，一篇名为《开超级跑车的孩子》的专题文章被撤换了。该文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独一无二的“超级跑车俱乐部”（简称SCC）。
“男人可以游戏人间，享受女人爱慕，但终有一天，却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隐身在世界的一角；也可以，开着鲜绿色的兰博基尼，在加速的一瞬间，带着酥麻与振动，和性快感接近，成为开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他们，便是胸怀大志，但目前却无力可施的财富第二代。”
上述就是该专题中的一段文字。写了这篇关于“超跑俱乐部”文章的记者说，俱乐部的发起人张宽找了他，并称很可能起诉《GQ》。据张宽称《GQ》记者在被采访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了音，而且公布了不应该录下的内容。
一个自称是俱乐部会员，名为“梦牵”的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GQ》，说文章以清教徒似的高姿态来抨击富二代奢侈风流的生活方式。帖子说：“一个宣传奢侈品的杂志怎么能谴责奢侈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正是这种过分耀眼以致“刺眼”的奢侈方式，才会引起公众如此的兴趣。尽管杂志上市第二天就被召回，但仍有人买到了，并将全文转帖至网上，针对“富二代”和“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北京6月30日新闻报道称，“超跑俱乐部”的130个成员拥有总计超过160辆奢侈跑车。其实SCC俱乐部并非完全是个传说，早前于2010国际车展开展时，媒体即爆出其会员集体驾车在车展集结的新闻。
一篇名为《权利与青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的文章称：“这是一群生活在消费中而不是生产中的人，消费能让他们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生活引人深思，从那一辆辆白色的阿斯顿马盯银色的保时捷、红色的法拉利，中国的未来在跑车和父母的用金钱邀请的‘保姆’中，被一种安逸、逍遥的浓雾所笼罩。”
“当面对国外媒体问及为何要购买顶级跑车时时，他们的回答也格外耐人寻味：Becausemyfatherisveryrich。”
文中的“国有金融企业”、“年轻富人圈”、“北京CBD的高档别墅”等等词汇相当扎眼，其中的人和物，对于京城的“北漂”或“蚁族”们来说，可能即使再奋斗18年，也很难与之一起“喝咖啡”。这中间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幸与不幸，或者是平等与不平等。
结语
显然，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满世界都是爷们味，或者说，满大街都装作是你爷。这里天天都上演“傲慢与偏见”，让人防不慎防。就算是龙应台那样事前就对自己强调“不要生气”，到头来还是被逼着和人吵架。
没办法，人家久居权利中心的优越感，是你一个外来者无法体会的，除非你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是请注意，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作为“大院子弟”的陈凯歌其实深谙此理，所以也就难怪《无极》一片中的皇宫会被戏称为“一盘蚊香”，实在是导演潜意识里的文化和审美，被北京这座城市浸染太深——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大院的墙虽然被拆了，“大院子弟”虽然不再是“紧俏商品”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没有人永远16岁，但永远有人16岁”，年轻的富人在这座“心脏”城市绝不会销声匿迹，他们喜欢待在中央，因为中央代表身份，也是各种优势资源的集中地。还是那句话，对于这群人，即使你再奋斗18年，也未必能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真的不存在是非对错，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么你还有另一种选择：抛弃这座让你深感不平等的城市，扭头就走！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埋头奋斗。你一天天老去，而势利的北京，始终年轻。
“逃离北上广”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尽管你还是找不到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让这个群体大白于天下，但你身边每天都有人打算或正在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这不再是几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被炒作的潮流，而是一种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时代向前的需要，也是你寻求人生突围的需要。
离开，只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1。唐山“钢铁侠”&承德“小田官”
首钢离京，搬迁至唐山曹妃甸，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提升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这种离开显得稍许无奈，但即便没有奥运会这档子事，首钢这样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北京力争建设成为“低碳”世界城市的路上，仍是巨大的绊脚石，所以走是迟早的事儿。艾本斯坦认为，“势利眼的重点是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在首钢事件上，北京无疑将这种势利实践得很完美。
三元集团等农业企业从北京撤离，这种“势利”意味则更微妙。北京不喜欢奶牛养殖场的恶臭，所以把几十万头奶牛轰出了城，但又不能离得太远，因为北京人还想要天天喝到新鲜的营养奶。河北承德就成了北京养殖奶牛的最佳“后院”。北京的势利就在于她的自我中心，更在于她有首都的身份和权势推出相应的政策。
但是，撇开北京的“势利”前提不谈，首钢和三元的离京，最终确实都获得了“多赢”的局面。也就是说，与其在城里遭受北京的冷眼，不如早早地主动“逃离”，退出来，海阔天空。
首钢离京
在首钢是否要迁出北京的问题上，曾一度引发“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争论。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生死矛盾”，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的搬迁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在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这是北京城市转型并健康发展的需要，也让首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赖着不走”，对谁都没有好处。
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环保部门的另一个数字：据统计，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2002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达到8万吨。首钢的这1。8万吨，占了北京市区的23％。
首钢搬迁，虽然使北京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有了首钢这个龙头企业，曹妃甸工业区将引来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同时，也是北京建设“低碳”世界城市的需要。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和国家试点城市，北京已确立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行动目标，提出了构建生产、消费、环境三大体系，实现九大绿色工程，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生产现代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现代化绿色城市之路。
“北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现在提出来要创建世界城市这样一个远景目标，这个艰巨性和挑战性是可想而知的。”北京节能环保促进会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维城对于建设“绿色北京”，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就包括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水泥、石灰和钢铁。
所以，这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势必将在北京城内逐渐消失。而走出北京，这些企业也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首钢在曹妃甸的新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南部沿海，是渤海湾当中的一座带状小沙岛。
大型企业每天在运转，25万吨位的铁矿石码头上货船不断，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向一片片新造出的土地延伸，道路两旁，一座座住宅楼已拔地而起，楼下正在成长的梧桐树……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参观完曹妃甸，显得很亢奋，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未来50年北中国的崛起。
看似平静人烟稀少的曹妃甸，实际已有10万建设大军安扎在此，围海造田，修路筑楼。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彦洪告诉说：“一天就是3个亿，一年将近1500亿投入到这里。”对曹妃甸的未来，她们充满希望。
而这一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首钢明智地离京。
奶牛出城
2005年8月《北京晚报》讯：“受北京市新城市规划影响，三元公司位于北京的20余家奶牛场将陆续迁往周边地区，宝坻将成为三元首批迁出的1万头奶牛们的新家。”
奶牛们被“轰”出了城，这实际上又是一桩双赢的买卖，因为顺应潮流，合乎发展需要。
2005年8月28日，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农业经济技术全面合作协议》。新浪网报道说：“随着首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新的城市规划修编及城市功能定位，特别是2008年绿色奥运，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要求，使北京农牧业的发展受到环境与资源的极大制约。作为三元集团主导产业的农牧业，必须适应北京城市发展要求，调整战略布局，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承德市毗邻北京，地域广阔，牧草丰富，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三元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范学珊表示，随着北京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三元的许多奶牛场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大厦，不但使防疫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土著”们还时常被“外来人”投诉为“牛屎味太大，影响居住环境”，因此，奶牛场的迁址变得越来越紧迫。
2007年，三元集团在北京六环内尚存的10个奶牛场、近万头奶牛基本完成了外迁，搬到远郊区县或河北承德的牧区。此举也将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