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
2。海上“黄金屋”
上海的拜金，不仅在于她喜欢有钱人，喜欢赚钱，也在于她喜欢花钱，喜欢用钱把自己装扮成一座漂亮的“黄金屋”。远看，这座屋子金光闪闪，而近距离接触，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黄金屋”的本质——硬邦邦，冷冰冰。
不惜代价的世博
拿最近的世博盛会来说吧。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官方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内的建设涉及资金投资180亿，运营费用106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前副局长黄耀诚透露，［·］整个上海对世博配套投资达3000亿左右，项目涉及地铁、交通、环保等。是北京奥运会花费的两倍以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以“不惜代价的憧憬”为题，发表了对上海世博大兴土木的感慨：
上海的历任领导者其实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城市改造，但为了世博的最新一轮准备工作实在有些过头：在一年内，上海几乎重铺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时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铺设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将庞大的地铁线路延长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缮了临街墙面——经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况下；高速路和桥梁上安装了明亮的新霓虹灯；居住在乱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在原本只有泥浆和大梁的地方，种上了枝繁叶茂的树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铁线路或高速铁路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全新的机场候机楼。世博园区——在混浊的黄浦江江畔一块方圆5。28平方公里的土地——竖起了200多座国家、企业和市政场馆。这些富丽堂皇的欢乐宫集中展示了未来的场景：洁净、绿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则成为宇宙的中心。
“我们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们肯为了美化城市而劳民伤财；即使那条路没必要重铺，我们仍会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表示，他正在进行一项世博会研究。他承认，没有人真正清楚上海为此花了多少钱：官方数字在3000亿元人民币（合440亿美元），但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onesLangLasalle）估计，上海为世博会投入或提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总成本推到了950亿美元。
为了这场盛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吴志强说：“上海用15年时间完成了伦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始于1995年，但仅是2009年一年，总运营里程就延长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副主任沈晓苏表示，截止开园前，上海轨道交通已经投入11条运营线路，420公里通车里程，日均客流规模可达到550万人次，这个里程让上海跻入了世界前三。
然而，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是昂贵的建设成本。
据《观察与思考》杂志2009年7月的报道：“地铁是高造价、高成本运营的地下交通。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条城市轨道交通线，综合平均造价为每公里3。32亿元人民币；日本东京最现代化的11号地铁线造价为每公里7。54亿元人民币。上海和广州两地由于地铁设备进口化率比较高，地铁造价也相对较高。上海地铁造价每公里是8亿元，广州地铁每公里达到7亿元左右。北京地铁由于国产化率较高，每公里造价也超过5亿。”
显然，上海的地铁造价领军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这样的“光荣”背后，是居高不下的地铁票价——继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之后，地铁的最高票价终于冲破个位数大关，达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统统2元”可坐全程的地铁票价相比，上海真是贵得“理直气壮”。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却还苦着。一方面，是上海无法从实处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资金，结果却也未必尽如“民意”。
例如：为了在世博期间，规范市民乱晒衣，杜绝城内“万国旗”的现象，政府下足了本钱，斥资近40万，统一为居民安装了新型球门式晾衣架，并安装了塑料叶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观作用。不想，风吹叶板声响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小区居民，只得再统一拆除。而且，由于新型衣架与大厦原本结构不协调，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弃而不用，纷纷将衣服晾晒在楼道内。
“整幢大楼像搭了脚手架。”网友在新民论坛上热议。上海瑞福北大厦西侧成排式的晒衣架甚为注目，更被网友戏称为“上海市区最牛的晒衣架群”。
而钦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约2米，每个“横跨”约2米，与行道树穿插而立，连成一排，直接被安装在附近小区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对此，居民张先生觉得：“类似‘万国旗’的乱晾晒早就被认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却鼓励人们在马路边随意晾晒，一排排的占道规模那么大，以后行人就要贴着湿衣服或是内衣裤走路了，真是煞风景！”居民吕女士则抱怨：“把原来的自行车停放点占掉了。”
政府好心办坏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以为用几十万的高级晾衣架代替居民几毛、几块钱的晾衣绳，市容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还是一个“金钱万能”的观念作祟。这个观念也很容易导致“凡是贵的都是好的”的结论。
虽然上海为了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花大价钱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观地从城市化和金钱观念出发，站在远处，冷静看待这场不惜代价的盛会。
上海艺术家陈航峰就是少数几个批评世博会的人之一。他于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个铁笼子包围着一串不间断的泡沫，几乎所有的泡沫最终都会撞上笼壁的铁丝网，然后破裂。“世博会就像一个造梦机器，产生各种各样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未来主义想法，”他说。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画廊举办的世博会抗议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中还展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当时正在法庭上挑战拆迁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世博筹备期间，上海市内大片的传统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吴江路，这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小吃街，人们在那里可以一边品尝鱿鱼串，一边吃两口倍受喜爱的上海小馄饨。但这条街也被拆除并重新开发。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Kreme）已进驻该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说：“金钱逐渐主宰了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灵魂。”到处是无特色的购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无处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用“高贵的”取代“廉价的”，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块块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富丽堂皇，也越来越贵。渐渐地，你会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或许，只是让有钱人的生活更美好。
奢侈品“野蛮生长”
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整个亚洲大陆时尚与颓废艺术的大本营，这是帕提·沃德米尔（FT中文网驻上海记者）的观点。不过他同时认为，因几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对奢华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仅仅希望成为亚洲的巴黎，而是要成为巴黎本身。
从昔日福开森路的洋楼、戈登路的“鸽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云集沪上的现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俨然已成为奢侈品的明日帝国。
86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总额的1/4。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总额。据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到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20亿美元。
与之相对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国与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则出现了负增长。但“经济不景气并未对中国内地构成太大影响，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亚洲地区奢华品市场调研公司信天翁咨询公司执行董事ChristopheCais说。
由此，中国这艘奢侈品消费的潜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这艘旗舰上扮演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根据《2009中国奢侈品报告》对全国21个一二线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达24。3万元的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内地消费者首选的奢侈品消费目的地。有33。3％的华东地区消费者把上海作为奢侈品消费地的首选，华南、华西和华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也会选择在上海购买奢侈品。
2010年某个周一的晚上，中雨。恒隆广场一楼LV店内包袋、鞋子、衣服柜台前均有顾客在选购商品，半个多小时内，营业员已经开出多张购物收银单。该店二楼一位女营业员称：“我们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周一又下雨所以顾客不算多。周末客流会明显增多，为了给顾客舒适的购物环境，还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这些消费者眼中，上海无疑是中国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楼大厦间随处可见巨幅奢侈品广告，众多气派的大品牌旗舰店总有充满距离感的橱窗，不停歇的时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对，眼前所能见到的一切都印证着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费的热土。
上个世纪80年代雷达表的广告曾在这个城市中时常可见。彼时，这个品牌的腕表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销售，其宣传推广却已开始。时至今日，更奢华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腕表也早已来到上海。
在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眼里，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陆中国市场的首选。蝶亿公关作为国内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广和活动的公关公司，其发展成长的过程几乎就是国际奢侈品大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王陵说：“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于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数家名表店：积家、伯爵、卡地亚、万宝龙、豪爵（RogerDubius）、宝玑（Breguet）。2009年6月，古驰（Gucci）于上海钻石地段金鹰购物广场上高调开出2000平方米的中国旗舰店，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门店，也是在众多内地店铺中，第一家采用品牌创作总监FridaGiannini最新店铺设计概念的专门店。在古奇的销售系统中，能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位于纽约、罗马、慕尼黑、香港和伦敦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铺。与此同时，LV入驻力宝广场、阿玛尼进入香港广场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抢占上海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间，是王八看绿豆，越看越顺眼。他们彼此，深深相爱。
也许你会问，何谓“奢侈品”？
可拥有但非必需，这是所有权威英文辞典对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义。此词引申两重含义：“创造愉悦和舒适的物品”与“价格不菲的昂贵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对商品有一条明确分界——“奢侈品”与“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国的商品也有一条明显界定——“高档货”与“大路货”。综上归纳，对于“奢侈品”顾名思义地体现着高品质、高价格和非必需的特点。
显然，上海滩如此热衷于把自己打造成时尚之都、奢侈品的安乐窝，肯定不是因为其“非必需”的特点，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质，以及价格。似乎当这些全世界最昂贵的货物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橱窗里，这座城市就能与国际接轨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于2006年举办奢侈品展。来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参会，胡润富豪榜上的内地富豪们有过半出席。这场“世界顶级生活体验峰会”，从英文MillionaireFair直译过来，展会的名字就是“百万富翁的盛会”。这里汇集了世界顶级品牌、艺术珍品、私人游艇和顶级世界珠宝，由于刘嘉玲、胡军、杨采妮等明星和众多富豪的云集，并不对外售票的开幕式的入场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价。为确保参会富豪和参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费用就花去500万元人民币，展出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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