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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天安门上“主义”升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