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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驻京办的无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天子脚下”折腾啥。
实际上，“驻京办”人员类似的优越感，普遍来源于他们的“神通广大”。他们有自己“联络图”，终日穿梭于国家各部委机关及北京市有关单位之间的驻京机构之间，关系网纵横交错。这就是他们的威力——人脉关系。
“跑部”是各地驻京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一些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然后迅速开展“公关”，有的甚至进行利益输送，收买人心。“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他来京参加‘两会’，都要到驻京办住上一两天，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见上面哪位领导，准备送点啥，都得事先打点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过年，相反比平时更忙碌了。”
各“驻京办”之所以神通广大，与其平时苦心经营分不开。每逢年节，各“驻京办”都要把当地领导请到北京，广邀有职有位的“家乡人”，举办盛大的“迎春团拜会”、“同乡会”、“联谊会”，其目的只有一个：联络“老乡”之间的感情，编织和扩大在京关系网。
对此，山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分析，“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要构筑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就必须“迎来送往”、“沟通上下”，这中间产生的消费占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0多亿元“经费”的绝大部分。各种腐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在一些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中，也多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
说了这么多，其中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驻京办”，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摆在你眼前了，着力点就在那个“京”字。为了哪门子原因，各省市机关都要派遣小分队潜进北京城来，而且还在城里“横冲直撞”？不就是为了这个“京”字嘛！
北京，中央也！
“驻京办对整顿的抵触情绪比较大，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城里的“潜规则”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